材料一   周王朝就有了“君权神授”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从西汉至清代的各朝帝王，都没有摒弃分封诸侯、屏护中央、面南为天下共主的传统观念。由于汉民族长期保持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于是不断增强了自我优越、惟我独尊意识，并产生了华夷观念，把周边民族或国家都视为落后的蛮夷。对待周边蛮夷国家，中国除要用强大实力使之“畏威”之外，更应以“德惠”使四夷倾心内服。《礼记·中庸》主张对诸侯和更远方的国家采用“怀柔”政策，包括“厚往而薄来”的恩惠大度方针。按照儒家学说，中国君主与其他各国君主的关系，只能是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外国来使均为朝贡者，故没有形成平等国家间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礼仪。因此，古代中国统治者认为自己不需要外交，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只是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办理海道和陆路往来的各国事务。

——摘编自王红续《中国外交从宗藩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

材料二   近代中国外交近代化是在列强强大的武力逼迫下被迫实行的。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拥有众多藩属国的泱泱大国，在遇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后，被迫放弃天朝尊严，俯就于西方现代化的大潮之中。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既是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制政体的转变，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形象的转变……国际社会也逐渐认可了中国的存在，如：1920年初，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有利形势，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顾维钧被推选为国际联盟理事会理事长，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摘编自马彦丽《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材料三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面对的是共和国初建、美苏“冷战”激烈进行、新中国尚属孤立的复杂国际局面，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以及融入国际社会变得更加迫切，这是艰难局势造就的新中国外交使命……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使命变得更加明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定性了中国外交注重国内发展和促进国际和平的外交使命，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对这一使命最好的实践。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提出“坚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民族复兴于是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使命。

——摘编自白卫东、刘常喜《峥嵘七十年：新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

材料一 朝贡体系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9世纪末，在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儒家价值为基础而建构的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朝贡国接受中华帝国朝廷的诘问并作出陈奏说明，并派人质、侍从来中国，以此表示臣服；还要定期向中华帝国朝廷进献贡品，中国要对其进行封赏以体现皇恩浩荡、天朝恩典。通过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朝贡国从中原王朝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学习到先进的中原文化，获得中原王朝的安全保护。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通过“万邦来朝”的形式来彰显自身“德化来远”，以此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正是这种持续的相互需要，才使得朝贡体系能够维系千年之久……进入近代，在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西方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朝贡体系逐渐逊位，在19世纪后期最终解体。

——摘编自简佳星《浅谈朝贡体系》

材料二 中国外交，经历了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体系向近代西方“条约体系”逐步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晩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是对处理日益增多的“洋务”的一种被动应对，也是对建立近代外交体制的初步探索；清末“外务部”的产生，既顺应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需要，又为清王朝维持国家主权与独立形态提供了重要工具；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成立，从形式上改变了国家外交机构，满足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国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全面调整外交机构，优化结构布局，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o1943年，蒋介石成功出席开罗会议，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

——摘编自王红续《中国外交从宗藩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

材料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各国要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思想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反映了中外优秀文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指明了国际社会的前进方向，对中国和平发展、世界繁荣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不同时期重大外交思想和主张，是当代中国外交重大创新成果，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已多次被联合国文件引用，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编自杨洁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