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911年以前约十年间的中国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国的影响。中国人对外国生活怀着好奇心理并且倾向于采用外国思想，这种情绪自从1860年前后已在慢慢地增长，到19世纪90年代以后又加速发展了，而在1905年以后达到了发狂的程度。          

材料二   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做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

材料四   杜维明：“五四”知识精英对儒学的创造转化有极大贡献。但对一种源远流长的文明全盘否定，把一个民族的没落，全归结在儒家文化头上，有些粗鲁。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传统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当时的精英认为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即能为学习西方创造条件，还认为西化了，就充分现代化了。今天，最普通的知识人也知道，这种极端心态必须超越。

袁伟时：杜先生曾提出，新文化运动应肯定仁、义、礼、智、信，我赞同，但想补充，五常的道德规范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

——摘编自《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杜维明VS袁伟时》

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使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梦幻里惊醒，开始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寻求强国御侮之道。

材料一：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我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枉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年由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地说：这个方案是要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地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们的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之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甲午以后，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在立宪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地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后甘心做顽固势力的中心。满清皇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极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力，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潮。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和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西洋化、反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等到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方案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启蒙。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多有识之士对辛亥革命的现状不太满意。他们很不满意，感觉为什么革命之后，国家的政治、社会现状还不如清朝。不满意就找原因，他们认为我们的启蒙不够，中国人没有经历一次比较深刻的思想文化的变革。所以在很早之前，就有人开始做启蒙工作，比如章士钊办《甲寅》、陈独秀办《新青年》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1）材料一所说的“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中的“变局”指什么？“同治初年由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指什么运动？“这个方案是要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对付西洋人”反映了该运动的领导者持什么思想？

（2）如何理解材料一说的“变法运动无疑地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

（3）指出孙中山先生的救国救民方案的核心主张。据材料二分析，为什么说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

（4）综合上述材料，归纳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学习西方的进程呈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