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发端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是东方文明的主体，中华文明以公元前 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标志，率先以治理的“高端策略”摆脱了“低端策略”，即以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这是东方文明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第一次赶超西方世界，并最终在隋唐时期领先世界，并为人类文明发展留下了重要的制度创新遗产。

——韩毓海《中华文明再次走向世界辉煌》

材料二  明清时期，从全球角度看，在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政治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已在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路径上高歌猛进。由于明清两朝统治者未能认清时代潮流，采取了逆大势而行的政策，社会转型因此难以启动。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逼迫下，中国才开始艰难地探索现代化的路径。

——摘编自徐小宁《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社会转型》

材料一   中华文明以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标志，率先以治理的“高端策略”摆脱了“低端策略”，即以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这是东方文明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第一次赶超西方世界，并最终在隋唐时期领先世界，并为人类文明发展留下了重要的制度创新遗产。

——韩毓海《中华文明再次走向世界辉煌》

材料二   要使欧洲国家统一起来，必须结束长达百年之久法德之间的冲突……把法德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其他欧洲国家都可参加的高级联营机构的管制之下……这样结合起来的联营生产意味着将来在法德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物质上也不再可能。

——《舒曼计划》（1950年）

材料一   中华文明以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标志，率先以治理的“高端策略”摆脱了“低端策略”，即以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这是东方文明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第一次赶超西方世界，并最终在隋唐时期领先世界，并为人类文明发展留下了重要的制度创新遗产。

——韩毓海《中华文明再次走向世界辉煌》

材料二   （元）世祖末成宗初，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质的基本方面。事实上，行省在具有上述基本性质的同时，仍然长期保留着代表朝廷分驭各地的使命，仍然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部分性质，元朝人有时还把行省称为“外廷”和“政府”。这正反映了行省所具有的二重性质。

——摘编自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三   清朝把郡县制深入推广到边疆地区，在此设治，一如内地，直接纳入到国家管理，国家直接派官管理。清代赶在西方列强大规模入侵中国之前完成边疆的行政设置，对于近代捍卫国家主权有重大意义。

——李治亭《论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