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长安城选建在宽阔的关中平原上，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城内的宫殿。贵族宅第，官署等建筑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城内很少有公民公共设施。即使有大型的活动场所，也是为达官贵族和皇室服务的场所。城内的道路规整，布局与形制按照《周礼·考工记》进行设计营造。汉长安城的礼制建筑位于南郊，有宗庙、辟雍和社稷遗址等。统治中心位于中、南部，市场、民间手工作坊和阁里集中在城北。

——《城墙功能比较研究》

材料二   从明正德到清乾隆这段时间里，江南地区各州县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从宋代开始，由于这一地区人口密集，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产品的交换与流通日益频繁……明清之际出现的过剩人口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这一地区种植棉花和从事棉纺织业，就是以副养农，以副助农的一种选择……棉布生产中相对独立的行业，因为需要较大的生产规模，而吸引了大量的雇佣人员；棉布生产的最后工序，而吸引了布商的云集。这种生产与交换的相互配合，促成了江南市镇的成长壮大……松江一带棉布生产随着市场的需求而变化，而且远销湖广、江西、两广、陕西、山西、北京及北方边疆地区……当时“秦晋布商皆住其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巴黎……也配套建设了放射状的新道路，把火车站与商业中心连接起来，给人以一种处于新的秩序、清洁、高效和美观标准控制之下的印象。超过165公里的新街道宽敞、笔直，并配有人行道、排水系统、照明设备和新种植的树木，街旁点缀着纪念性的新教堂、市场和行政办公楼。私人建筑、公寓住宅增加了六倍，其精致优雅前所未见，既具有外貌的端庄，也具有内部的舒适，很快就在林荫大道两旁鳞次栉比地拔地而起。1842—1844年，恩格斯居住在曼彻斯特……曾这样描写曼彻斯特的工人居住区，“只要哪里还空得下一个角落，他们就在哪里盖起房子”，“空气由于成打的工厂烟冒着黑烟”而污浊沉闷，而且“一堆堆的垃圾。度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发散出臭味”，“街道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大部分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

——据伯格多尔《1750—1890年的欧洲建筑》和梁远《近代英国工业城市规划演进研究（1848—1940）》改编

材料一：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周公东征胜利后，在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分封其亲属子弟，拓殖建“城”作为天子、诸侯之都城，称为“国”。城内居民称为“国人”，城外居民称为“野人”；他们都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国人政治身份高于野人。西周时期的“国”，其建设有一套理想化的标准模式。都城必置宗庙（供奉祖先的场所），立社稷（供奉土神和谷神的地方），建高墙，是国家的象征，秦以后两千多年都城的修建往往继承了这种规划传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兴起。城邦一般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大片的农村地区，这是城邦的主要经济基础。为数众多的城邦一般都建在高地或山丘上，建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城邦大多建立了大规模的神庙，是城邦的宗教中心，城市的中心广场，即市政广场是城邦社会与政治活动中心。在许多城邦，人民凭看对土地的拥有权而获得公民权，可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执行。

——摘编自黄洋等主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

材料三：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的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太（泰）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

——[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材料四：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应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产生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封建城市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城市方向发展。1921年中国第一个市政厅——广州市政厅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城市化的开始。但是，中国城市化非常缓慢。……（到1949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只有10.6%。

——马春辉《中国城市化问题论纲》

材料五：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固然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超越发展阶段的城市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量农村人口盲目涌入城市而造成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人口恶性膨胀导致就业机会不足，造成城市中贫富差距拉大。由于贫富悬殊过大，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出来。同时，过度的人口膨胀超过了城市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许多城市出现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挤、供水困难。……城市化的畸形化，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宁克平《城市与人·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