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的医药学便通过高丽传到邪马台国（日本）。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医药通过商贸、官方使节、留学生、佛教等途径传播到日本、朝鲜、印度、越南及东南亚、阿拉伯地区。明朝初年，郑和率庞大船队七下南洋和西洋，到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沿途各国开展医学交流。……中国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来抵御这一病毒。有确切的记载称，1688年俄罗斯遣人到中国学痘医。此后百余年，人痘接种术传遍各大洲，为人类预防和控制天花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受阿拉伯医学的影响，药物制剂在宋代有了改进，出现了“丸衣”。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将新制剂法传入中国，结合中医药理论和药材，制成“花露”，不但用于治病，还用于卫生制剂流传至今。

——《古代中外医药的交流互鉴》

材料二   金鸡纳原产南美，可用来治疗疟疾等发热性疾病。从1640年至1776年，金鸡纳树皮源源不断地从南美运至欧洲。19世纪随着实验医学的发展，金鸡纳的主要成分奎宁被提取出来，其药用价值逐步得到证实。1820年，金鸡纳的抗疟作用在欧洲得到官方认可。英国陆军部、荷兰和法国殖民地农业部都将奎宁列为必备药物，这极大降低了士兵和移民的死亡率。随着欧洲对奎宁需求的激增，金鸡纳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南美各国出口到欧洲的主要产品，然而非科学的采集方法导致金鸡纳树皮日益稀缺。为摆脱对南美洲金鸡纳的依赖，欧洲人开始在锡兰、缅甸、爪哇等地陆续砍伐了几十万英亩的森林用以种植金鸡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性的金鸡纳种植因网络基本形成。

——王林亚《改变世界的奎宁：全球环境史视野下人类对金鸡纳的认知、引种及影响》

材料一：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耕经济。古代人们一直非常看重环境的保护，从商周时期到清代，古人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如：《礼记月令》中规定“孟春毋覆巢，毋杀…”；《唐律》中规定：“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清雍正帝传谕广东督抚，禁止广东工匠制作象牙制品。同时，许多朝代都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环保机构，如秦汉以后，山林、川泽都归少府管理。据《旧唐书》记载，当时的政府还把京兆、河南两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通过设置“类似自然保护区”的方式来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这对保护祖国的秀丽山川起了很大的作用。

——摘编自《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

材料二：在谈论古代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每每会联想到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理念。有道家式的“天人合一”（《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也有儒家式的“天人感应”。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是以“天人感应”为前提的，并产生出灾异谴告说，以为人间政治上可感天，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错误有因果联系。这些观念是我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渊源。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关系》

材料三：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写成《寂静的春天》一书，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揭示于美国公众面前，引起美国朝野的震动，并推动全世界公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深切关注……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就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共商对策，探求协调今后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法，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里约峰会正式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的那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主张成为人们的共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后，各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的环境政策，和立法指导思想。在立法上引进了旨在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和以预防为主方针的各项法律制度。

——梅雪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美国宪法规定：司法权属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规定设置的下属法院。但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也无人事权，它既不能支配社会力量与财富，又不能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因而可以正确地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仅有判断，并且在实施其判断时，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支持。美国立宪先贤汉弥尔顿因此曾评论说：“司法部门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最高法院建立的最初50年内，人们根本就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机构，在开始建立的头几年，甚至根本就没有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直至18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裁决，正式使“司法审查”原则得到确立和贯彻，1819年又通过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的裁决，确立了州不应干涉联邦政府行使职权的原则，美国最高法院才改变了建立初期那种无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内战后，许多宪法和法律并无明文规定的事情需要由最高法院的裁决来解决，于是最高法院的地位更加突出，司法权力进一步扩张。1937年以后，尤其是二战以后，最高法院在保护美国公民自由权利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更加增强，它在解决种族隔离、民权争议、立法席位的重新分配、总统与国会的冲突和许多社会政治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在保障宪法统一实施，维护法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本身都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如：1905年“洛克纳案”。最高法院宣布纽约州关于把面包房工作工时限制为每天不超过十小时的法律为无效。同时还把一批规定工人工资标准、禁止童工、保护女工的法律宣布为无效。理由是违反了“契约自由”原则。

20世纪30年代，宣布“罗斯福新政”违宪事件。最高法院对罗斯福提出许多“新政”法案，持较为保守的态度，反对“新政”立法。造成行政与司法关系紧张。

二战后，选区划分案。1946年科尔格罗夫诉格林案，最高法院认为划分选区界线的方法问题属于政治问题，不予干涉。1962年的贝克诉卡尔案，最高法院推翻上述判决，宣称选区划分问题，关系到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法院有权审理，进行司法审查。同样的选区划分问题，开始是政治性问题，后又成为司法性问题。

——摘编自王雅俊《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作用及对我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