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自16世纪起就实行由国王任命的治安法官主导下的法治型地方自治，行政只是治安法官的一种附属职能。19世纪30年代，英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地方治安交给了警察部门，司法由改组后的统一法院承担，地方行政交给了新建的地方政府。1835年，《市政法案》出台，该法案确立了地方共同体自治原则，地方事务由全体地方居民自主决定，建立经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根据工作需要，议会下设各种议会委员会，为民众提供生活安全保护、教育卫生服务，办理社会福利、环境保护、文化娱乐、商业贸易等事务。

——摘编自程汉大《西方宪政史论》等

材料二   1905年后，受西方地方自治思潮影响较深的上海、天津、湖南，在绅商的倡导和开明官员的支持下，开始了地方自治试验。在全国上下的呼声中，1908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在全国推行地方自治。清政府规定城镇乡设议事会和董事会，议员由选民自由选举，议决问题取决于多数；议事会是议决机关，董事会是行政机关，后者由前者选举产生并受其监督。同时规定不识文字者”不得为选民，居民必须年纳正税或本地方公益捐二元以上才可充当选民；“地方官有申请督抚解散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及撤销自治职员之权”。此后，在张謇等新式绅商的努力下，各地的自治活动渐入高潮，至1911年，全国各地成立的自治会、自治预备会等团体达五十多个，对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等

材料一   古代中国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依靠社会自身力量，形成了蕴含自治元素的乡里制度。其中，萌生于商周、定型于春秋战国、确立于秦汉时期的非行政机构乡里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汉代的三老制，三老均是道德的楷模，位尊权重声隆。此后各朝各代，无论其组织结构如何变化，政府对其控制或强或弱，组织祭祀、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维护治安、调解纷争以及道德教化等，始终是乡里组织的基本职能。在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古代乡村，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着乡里组织。乡约则是出现于宋代的民间士绅自发性的伦理型文化组织，创立的初衷在于利民、惠民，使乡里形成互助、互敬、互守的社会秩序，凡具科举功名者，居士绅之列，因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和对知识文化的握有，而成为地方权威，既是主流价值观的代表和传播者，也是乡村公共事务的组织和领导者。

——摘编自薛冰、岳成浩《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对现代公共管理的意义》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一批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不断倡导和推行地方自治。1908起，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等，其中规定：议员由选民自由选举，议决问题取决于多数；会议非有议员半数以上到会，不得议决；设立议事会与董事会，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不识文字者”不得为选民；居民内除素行公正、众望允孚者经议事会特别议决可为选民外，必须年纳正税或公益捐二元以上才可充当选民；女子“若有纳正税或公益捐较本地选民内纳捐最多之人所纳尤多者”也可为选民；地方官有申请督抚解散城镇乡议事会、董事会及撤销自治职员之权等。但清政府的地方自治改革随其灭亡而终归失败。

——摘编自高旺《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农村社会的权力组织趋向解体。进入20世纪，清王朝推行新政，传统的乡里制度、保甲制度被乡镇地方自治取代。1909年清政府颁行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等，列举了乡镇“自治事务”，包括学务、卫生、道路农商事务、善举（救贫事业、育婴等）、公共事业、筹集款项等，并规定：议员由选民自由选举，议决问题取决于多数；会议非有议员半数以上到会，不得议决；设立议事会与董事会，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不识文字者”不得为选民……真正重要的国家赋税、行政司法、警政等核心权力，仍严格把控在朝廷手中，绝对不允许乡镇自治机构插手。

——摘编自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材料二：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最突出的进展是实行“海选”，即村主任领导人完全由村民提名和选举产生。“海选”是授权机制的一大突破，即村委会干部的权力由本村村民所授予，从机制上保证干部更好地为村民负责和服务。当村主任由指定候选人和上级派定候选人变为村民直接提名和选举村主任后，实际执掌村庄公共权力的村党支部书记的选举方式由少数党员选举的方式受到冲击。为此，在一些地方，村支书实行“两票制”和“两推一选”制，其共同特点是扩大村党支书的民意基础。中央甚至提倡先选村主任，选不上村主任就不要再参加选村支书了。

——摘编自徐勇《基层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