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到了16世纪，儒家传统的“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开始松动，因为这一时期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在社会与文化方面开疆辟土，从而对传统的儒家价值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商人不再仅仅对士的价值体系一味地“附庸风雅”，而是通过所谓的士商“异业同道”，使儒家的“道”获得了新的意义。儒家价值在商人中间仍然得到尊重，并且受到有力的维护。从“儒贾”在明清时期的出现，以及由“儒贾”所代表的商人价值取向等方面来看，不难发现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人们并非是要摆脱或挑战儒家既有的价值，而是努力地要使自己“获取利益”的行为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伦理规范、价值体系，以便名利双收。

——摘编自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材料二   近代以降，“士农工商”的金字塔状的社会等级结构初步被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加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十几年，一个新兴的特殊的社会群体——近代市民群体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市民群体是指近代城市社会结构中具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切相关的市民所组成的集合体，主要包括工商业者（来源有近代外资企业的买办、新式商人、新式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学生和小业主等，他们构成了近代城市社会阶层体系。在清末民初之际，市民群体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1895-1905年、1905-1911年、1911-1920年。

——摘编自程蕾《中国近代社会群体变迁研究》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领主政治瓦解之后，封建贵族士大夫所承担的以“君子”治国的“礼治”传统，在帝国时代依然是影响政治的要素之一。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礼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在其中贯注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整体社会理想，贯注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状态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摘编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二   近代英国乡绅阶层是介于有封号的贵族和富裕农民之间的中等阶层，由骑士、在农村购买土地的工商业者、租地农场主和有实力的大农等发展而来。中世纪晚期，国王为限制和削弱贵族势力，委任乡绅担任地方治安法官、税收专员等职务，乡绅掌握地方治理权，逐渐形成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乡绅自治”。到17世纪中叶，乡绅占有全国土地近二分之一，成为占有地产数量最大的一个阶层。乡绅还占据议会下院的主体，使下院成为乡绅获得国家政治话语权的重要阵地。乡绅阶层在16—18世纪中叶英国政治运动和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顾荣新《英国乡绅与英国党政关系简论》

材料三   使士大夫（学者一官僚）与新的“知识阶层”之间形成明显的断裂是1910年代后半期里开展的新文化运动。过去的士大夫，以其古典诗文的写作能力而与庶民隔绝获得了作为文化担当者的权威，以其对儒教的精通而获得庶民道德的指导者的权威。现在“知识阶层”批判古典诗文的表现形式而以白话文与之对峙，批判儒教的意识形态侧面而以“民主”和“科学”与之对峙。他们不单单是批判士大夫，而是明确表示自己可以替代士大夫这一阶层。

——摘编自（日）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材料一   中国明清之际确乎存在着一种其精神特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特质多少有些相似的思潮。但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毕竟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精神特质有很大差异。首先，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此时的中国，在产业方面，尚只是在工商业较发达的苏（州）、杭（州）等少数地区出现少量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与之相应，社会中尽管逐渐分化出了一个强烈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市民阶层，却尚远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市民阶层在社会上的势力也显得很单薄，根本不足以与当时仍然强大无比的封建势力相抗衡。其次，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一个具有以“天下为家”和皇权至上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社会里。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到了明清之际，主要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政治剧变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摘编自周可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近代欧洲启蒙运动》

材料二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评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