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他提出学习的内容，应该主要是“明人伦”，“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朱熹还认为，历史上的“古今兴亡治乱得失”，“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从而使“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世之用矣”。

——摘编自张全明《论朱熹对科举态度的三次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材料二   19世纪末，严复等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来探索中国转型的新路径。严复在借鉴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三育”论，主张培养德智体并重的真国民。他认为中国积弱积贫的根源在于民力已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是指提倡体育，训练国民强健的身体；“开民智”是指开发人民的智慧，提高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改革科举制度，讲求西学；“新民德”的目的是培养人民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与精神。这成为中西方教育理论思想交融的契合点和起始点，拉开了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序幕。

——摘编自李素敏、张思远《我国“五育”思想的历史脉络、基本特征与未来展望》

材料一 王安石积极倡导科举以经义取士，并把《孟子》列为考试科目之一，以改变“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他把改革科举看成是“一道德”，即统一思想，造就改革派人才的主要途径。照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在所拟改革科举的中书礼子中，认为：“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因此他提出“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贡举新制”规定，应举人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第一场选考本经中的一经，第二场考兼经，都要“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时务策。同时废罢明经诸科，另设明法科，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而又“不能改试进士”科的，考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象，中格即取”。新的明法科，时称新科明法。

——摘编自白寿彝著《中国通史》

材料二 变法为旧党所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诗赋水平高低容易评判，策论弄虚作假也难知道，因此看卷子难了；以学问论，经义、策、论，似乎较诗、赋为有用，以实际论，则诗赋与策、论、经义，同为无用。他们主张科举继续以诗赋为主。

考试是从前读书人的出身之路，所考内容非其所习，科举之人，是要反对的。于是至元祜年间回复旧法，而熙宁之法复废。但又有一班只习于新法的人，也要加以反对。于是折衷其间，分进士为诗赋、经义两科。南宋以后，遂成定制。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选举》

材料一 王安石积极倡导科举以经义取士，并把《孟子》列为考试科目之一，以改变“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他把改革科举看成是“一道德”，即统一思想，造就改革派人才的主要途径。照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在所拟改革科举的中书礼子中，认为：“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因此他提出“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贡举新制”规定，应举人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第一场选考本经中的一经，第二场考兼经，都要“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时务策。同时废罢明经诸科，另设明法科，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而又“不能改试进士”科的，考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象，中格即取”。新的明法科，时称新科明法。

——摘编自白寿彝著《中国通史》

材料二 变法为旧党所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诗赋水平高低容易评判，策论弄虚作假也难知道，因此看卷子难了；以学问论，经义、策、论，似乎较诗、赋为有用，以实际论，则诗赋与策、论、经义，同为无用。他们主张科举继续以诗赋为主。

考试是从前读书人的出身之路，所考内容非其所习，科举之人，是要反对的。于是至元祜年间回复旧法，而熙宁之法复废。但又有一班只习于新法的人，也要加以反对。于是折衷其间，分进士为诗赋、经义两科。南宋以后，遂成定制。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