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柏拉图认为各个阶层对待财富的态度应该不同。在理想国中，统治阶级即国王和护卫者“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之外”不得有任何财产，而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却并不要求其放弃私人财产。他的理由是“统治阶级如果嗜好金钱与财产，他们必将腐败。而生产阶级成员就其本性而言必然有此嗜好，将不会急于篡夺统治者的位置，因为这会妨碍他们积累财富”。被统治阶级的责任和价值就在于供应统治阶级以生活资料，使这些人专心治国，这样才能达致城邦的最大善。

与柏拉图类似，孔子对各个阶层财富观的具体要求是不同的。就国君而言，孔子认为应该只“言义而不言利，为人君，止于仁。”国君乃天下财富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国君的利就是义。就各级官吏而言，孔子主张不仅言义，而且言利。因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官吏需要依靠俸禄来养家糊口。然而，官吏求“利”必须合乎道义，即君子“仕则不稼”、“不尽利以遗民。”就一般的平民而言，孔子主张求利、致富，但同时又要为他人着想，“富而好礼，富而好仁。”

材料二   雅斯贝尔斯还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讲“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个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这个论断在历史上已经有多次可以得到证明了。

——摘编自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之贡献》

材料   孔子虽“罕言利”，但他不排斥“利”，且表明在“义以为上”的前提下，可追求合理的利益与财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主张“以义制利”，认为财富分配不均匀是导致纷乱的根源，“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同时代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强调“所谓财富，如其所有者不是公正、有德性的，即不能称之为财富”，懂得“以德生利”才是长久之道。在财富分配的方法上，柏拉图提倡“公有制”的原则。在理想国中，国民谁也不能拥有私有财产，统治阶级——哲学家和武士“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之外”，不能够拥有“金和银以及凡希望幸福的人们常有的一切”。柏拉图同时强调精神财富的重要性，物质财富仅是一种下等财富。

——摘编自朱晨蕾《孔子与柏拉图财富论之比较分析》

材料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公正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就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表述。《论语·颜渊》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要求君主秉持正义，行为正当。君主先正已而后正人，天下即可垂拱而治。《礼记·礼运》提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此处的“公”具有较为充分的伦理意蕴，强调的是公心、公义。老子强调“损有余而补不足”，主张平均分配的社会理想。荀子提出“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韩非认为不从事劳作而生活供给却很充足，不担任官职而名声显赫，这是不公正的；堵塞个人私利而一概按功行赏。

——摘编自方宁《中西方古代公正思想差异性研究——基于先秦诸子公正观和古希腊正义观的分析》

材料二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即美德，正义作为一种美德也源于知识和智慧。柏拉图把城邦中的公民划分为统治者、护卫者以及生产者三个阶级，他认为每个阶级所对应的正义都是有区别的：对于统治者而言，正义就是智慧；对于护卫者而言，正义就是勇敢；对于生产者而言，正义就是节制。在他看来，国家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国家正义的实现还是需要依赖于个人正义的实现。亚里士多德指出，在法律中，法律规定了哪些行为是恶或者公正，并且只要遵守了法律，就可以称之为公正。一定意义上来说，法律本身是公正的，而制定法律的人也是公正的，因为其代表了城邦整体的利益。亚里士多德认为，获取财富要使用正当的手段，如通过劳动从大自然获取财富，他称之为“自然的获取财富之术”或“必要的获取财富之术”，否则就是不正当的，是不合乎正义的。他还专门写有《伦理学》一书，从公平的角度分析商品交换的过程和价值。

——摘编自黄洋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