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传统伦理文化的义利观中，“义”，就是道德准则，是谋“利”的立足点和根本点。“利”，就是利益，既包含物质利益或功利，也包含其他方面的利益。它是人活动的目的，也就是举“义”的目的。义为理，利为欲，二者互为依存，对立而统一，这一对矛盾范畴作用于人的主体，就构成了人的思维方式，即形成了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义利观范畴，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一是主张“贵义重利”，提倡和鼓励人们追求“义”的利益，反对“重义轻利”；二是在谋利的方式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上，主张“取利于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三是强调先公后私，直至“舍生取义”。

——摘编自吴定求《论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材料二   在近代义利观演进中能较为完整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思想，并提出独立见解的要数严复。他将义利观摆在其德育教授新法中的显要位置，并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对这一古老的课题赋予了新的意义。……严复依据西方近代生物学知识论证自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又依据经济学知识来论证“独利必不利”的公例，进而提出了“义利合”、“两相为利”的思想。他认为，要获取功利，其行为必须以符合道义为前提，所谓“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义则无以谋利。

——摘编自《传统义利观的近代衍化》

材料三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义利观作了发展，他强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整个关于发展的战略思想的核心与根本，他提出大力发展生产力，正视并重视正当的物质利益，指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应协调发展，这是对义利之辨的新的诠释与发展。

——摘编自刘天宇《中华传统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阐释》

材料一       （王安石）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乏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宋史•王安石传》

材料二   荆公（王安石）当诸法草创将次就绪之时，……不免有求治太急、用人太滥之弊耶？……青苗法立意虽善，然以理势度之，不能有利而无弊，其或初年行之颇得其人，故见效多而见病少欤？抑公之聪明犹有所蔽，未及尽察欤？虽然，如当时反对党之诋其有弊而无利，此又殆必无之事。……免役法厘革数千年之苛政，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新纪元。当改革伊始，虽不免一部分人略感苦痛，然所不利者在豪右之家，前此有特权者耳，自余细民，则罔不食其赐也。             

                                                                                  ——梁启超《王安石传》

     材料三 变法扩大了封建国家赢利性经营规模，官营经济体系发达，对民间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措施，不仅没能摧抑兼并，而且加重了贫乏的经济负担。变法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使很多重要城市的商业的正常发展，受到了严重打击。       

                                             ——李华瑞《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