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01年，慈禧太后下诏变法，提出“欲求振作，须议更新”。此后不久，清政府“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清政府强调，修律“不戾乎我国世代相沿之礼教、民情”，“兼采列邦之良规，无违中国之礼数”。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虽君民上下同处于法律范围之内，而大权仍统于朝廷，虽兼采列邦之良规，而仍不悖本国之成宪。”1910年颁行《大清新刑律》，在立法原则、法典体例等方面，都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特征。1911年完成了《大清民律草案》，在结构和内容上大体仿效德国和日本民法，采用诚实信用、契约自由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规定了法人制度、土地私有权制度等。民律草案的制定，改变了中国诸法合体的旧法律编纂体例，标志着私权观念在中国的兴起，是促进市民社会在中国成长的阶梯。

——据曹全来《国际化与本土化：晚清法制改革的两个目标》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法律逐渐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基本先识。 1903年，清政府特设修订法律馆，委任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主持修订法律之事，力图“参酌各国法律”,订立“务期中外通行”之法律。在沈家本的主持下， 当时翻译的各国法律包括法、德、日、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事法律以及英美的公司法；民商法学论著则以日本居多，清末的法政学堂也大多聘请日本人担任教席。少有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论著,即便有个别中国学者完成的论著，也多属于外国民商法的介绍。清末以来移植大陆法系民商法，主政者也考虑到中国自己的国情，尤其是在亲属法和继承法以及物权法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形，保留了一些反映当时国情的制度。但是,总体上看,清末民商事法律制度及其民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仿效德、日等西方法律的结果，是一种“拿来主义”的策略。

——摘编自柳经纬：《回归传统百年中国民法学之考察之一》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事立法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以下四部法律：一是1986年《民法通则》,确立了民事行为和民事权利保护的基本规则；二是1999年《合同法》，实现了我国合同立法的统一化、体系化与科学化，构建了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三是2007年《物权法》,构建了我国产权制度的基本框架，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市场的正常运行奠定了法律基础；四是2009年《侵权责任法》，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科学合理的侵权法体系和规则。最高立法机关还先后颁布了《海商法》《公司法》《保险法）等民商事法律。不论是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以及人格权法等基本民事制度，还是民法方法论,相关基础理论研究都进步迅速，民法著述更是汗牛充栋,蔚为壮观。在短短的四十年内，我国民事立法走过了西方数百年的法治发展道路,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利明：《中国民法学七十年：回顾与展望》

材料一 从《法经》到《大清律例》，中国封建法典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国家的最高立法权，皇帝的诏书往往成为法律。中国古代法律，强调遵行礼教，强调纲纪伦常，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写进法律。

——叶孝信《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法律逐渐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基本共识。1903年，清政府特设修订法律馆，委任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主持修订法律之事，力图“参酌各国法律”，订立“务期中外通行”之法律。在沈家本的主持下，当时翻译的各国法律包括法、德、日、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事法律以及英美的公司法，民商法学论著则以日本居多。但清末的民法学少有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论著，即便有个别中国学者完成的论著，也多属于外国民商法的介绍。清末以来移植大陆法系民商法，主政者也考虑到中国自己的国情，尤其是在亲属法和继承法以及物权法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形，保留了一些反映当时国情的制度。但是，总体上看，清末民商事法律制度及其民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仿效德、日等西方法律的结果，是一种“拿来主义”的策略。

——摘编自柳经纬《回归传统百年中国民法学之考察之一》

材料三     从1979年开始，全国人大加紧全面立法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在立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包括民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民主政治建设趋于制度化、法律化、为依法治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摘编自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