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任何交流都是双向的、互润的，通过交流达到融合和发展。中国古代通过各民族间往来和交流，汲取别人的长处，补充和替代自己的不足，逐渐走向共同繁荣与发展。如周设官“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至唐“蕃客朝贡使至，鸿胪寺勘风俗衣服、贡献物色（物品）、道里远近，并具本国王名录报”都足以说明之。

——据张志宏《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刍议》等整理

材料二   开始于1618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作为一场欧洲世俗专制王权相互争权夺利的战争，彻底打破了此前“教权高于皇权”的罗马神权统治。因此，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获得了权力和财富、脱离了教权绝对统治的各世俗政权相互形成了彼此之间相互平衡的国际关系格局，国际关系实现了“大洗牌”，……并形成了欧洲近代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

——李卓群《17—18世纪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转变》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后期，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对抗的不利局面，中国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等国家的反帝反殖民主义，同非洲很多国家加强政治经济合作；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同西欧和日本的关系，终于在60年代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一个缺口。……世纪之交，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等一幅更多中国元素、更广合作维度、更深互动与融合的壮丽图景开始浮现，中国逐步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熊雷《新中国外交60年》

材料一   有学者把宋代中国比喻为当时亚洲海洋贸易的“发动机”。在宋代中国与亚洲沿海各国的共同推动下，亚洲海洋贸易进入新阶段，形成南海贸易体系。该体系有稳定的商品结构和市场关系，即中国的手工业品和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资源型商品互补性交换；有稳定的贸易力量，即以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为主导，亚洲沿海各国商人共同参与的海商群体；有稳定的市场区域，即以东南亚地区为枢纽，联系东亚海域和印度洋海域的市场区域。可以说，宋代中国在当时亚洲海洋贸易中初显“海洋大国”气象。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对黄纯艳访谈》

材料二   “四夷来朝”是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者发展对外交往的政治理想。……自秦以来，历代统治者均高度重视发展对外交往，并形成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随着地理视野的扩大，对外交往的距离由近及远，从西太平洋地区拓展到印度洋地区。交往的对象——“四夷”，由最初的王朝域内边疆部族，扩展到王朝周边的政权，再到更远的域外地区。二是对外交往主要沿传统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分别从西域、东南亚地区向西延伸。随着中央王朝统治中心的东移，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主要路线。三是在官方发展对外交往的同时，始终存在着民间对外交往，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对外交往的内容。汉代张骞通西域，唐代玄奘西游天竺、鉴真东渡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中国主动发展对外交往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共享太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三   （19世纪末）欧洲秩序崩始，战争依然是地位平等的主权国家的交战。与“正当敌人”进行的战争仍被视为合法的。传统欧洲国际法的战争罪仅仅是列入在战争过程中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行为。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凡尔赛条约》开始，为了进一步约束德国式侵略战争，各国都想将侵略战争定为刑事犯罪，战争罪行化逐渐起步。战争罪作为国际罪行，法律必须精准定义其概念，并且对战争的合法性以及战争责任问题予以回应。

——摘自吕思嘉《战争的形与实：重思战争与国际法秩序》

材料四   20世纪50年代后期，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对抗的不利局面，中国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等国家的反帝反殖民主义，同非洲很多国家加强政治经济合作；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同西欧和日本的关系，终于在60年代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一个缺口。……世纪之交，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等一幅更多中国元素、更广合作维度、更深互动与融合的壮丽图景开始浮现，中国逐步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熊雷《新中国外交6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概况简表

——据齐鹏飞《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