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755年，在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下，东印度公司的翻译，英国人洪仁辉带领商船前往宁波试航，希望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当他们抵达宁波港时，受到当地官员的热烈欢迎。更令他们惊喜的是，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很多。

1755年至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绕开了广州口岸，派船去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两广总督等官员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禁止洋船前往宁波贸易。乾隆皇帝便通知浙海关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企图通过关税手段让洋商无利可图。不料英国东印度公司仍不断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1757年南巡回京后，乾隆发布了那道著名的圣旨，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1759年，洪仁辉又至浙江，为定海总兵所驱退。旋而北上天津，向乾隆递交诉状，言广州行商欠款与外商受粤海关勒索之苦。乾隆一边下令严查粤海关监督李永标，一边将洪任挥囚于澳门3年。此即所谓的“洪任挥事件”。1759年，朝廷有颁布《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指定的会馆中。并且不许在广州过冬，不得外出游玩，甚至还特别规定“番妇”不能随同前往；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

——摘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等

材料一   宋代的对外关系大都通过海路。宋代发展海外关系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展贸易。北宋初期，宋太宗派遣宦官八人，分四路“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宋代在京城设置“榷署”，作为中央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并在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等港口均设置市舶司，以“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北宋仁宗时期，市舶收入已达五十三万贯，英宗时更增至六十三万贯。1146年，南宋高宗在谕旨中强调：“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摘编自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

材料二   1757年，乾隆帝获悉英国商船近年来纷纷舍弃广州，前往浙江贸易，派遣浙江巡抚杨廷璋查办。之后闽浙总督杨应琚奏称：“粤省现有洋行二十六家，遇有番人贸易，无不力图招致，办理维谨，并无嫌隙。惟番商希图避重就轻，收泊宁波，就近贸易，便益良多。若不设法限制，势必渐皆舍粤赴浙。再四筹度，不便听其两者贸易。”帝深以为然。12月20日，乾隆正式降旨定广州单口通商，谕称：“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广州单口通商直至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签订才告结束。

——摘编自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

材料一 宋代的对外关系大都通过海路。宋代发展海外关系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展贸易。宋初期，宋太宗派遣宦官八人，分四路“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宋代在京城设置“権署”，作为中央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并在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等港口均设置市舶司，以“掌蕃货海舶征権贸易之事”。北宋仁宗时期，市舶收入已达五万贯，英宗时更增至六十三万贯。1146年，南宋高宗在谕旨中强调：“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编自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

材料二 1757年，乾隆帝获悉英国商船近年来纷纷舍弃广州，前往浙江贸易，派遣浙江巡抚杨廷璋查办。之后浙总督杨应瑶奏称：“粤省现有洋行二十六家，遇有番人贸易，无不力图招致，办理维谨，并无嫌隙。惟番商希图避重就轻，收泊宁波，就近贸易，便益良多。若不设法限制，势必渐皆舍粤赴浙。再四筹度，不便听其两者贸易。”帝深以为然。12月20日，乾隆正式降旨定广州单口通商，称：“制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省。此于粵民生计，并赣、留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广州单口通商直至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签订才告结束。

——摘编自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

材料三 近代以来，通商口岸的作用和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是“利害参半”。伍廷芳等诸多清朝官员认为，对外开埠通商“利多害少”，主张自开商埠。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危局，推动了清王朝自开商埠的实施。清末新政时期，自开商埠为数更多，先后开放岳州、秦皇岛、济南等地。1905年，沙俄企图独占东北。为了抵御沙俄侵略，清政府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全面开放东北。自开商埠中的各方面主权完全属于中国，更不准在此设立租界。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四 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献，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摘自《习近平在博鉴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