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疫灾是人类灾害链网中的顶级灾害，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痛苦。中国古代先民对疫病防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伤寒杂病论》《温疫论》等中国古代疫病防治的集大成之作对于古人战胜疫病起到了积极的技术支撑。统治阶级对疫病会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皇帝们一方面下诏罪己，另一方面采取措施：汉元帝“……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宋徽宗设置“安济坊”（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医院），“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统治者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还采取保护水源，改善城市卫生的必要措施从根本上加强对疫灾的治理，甚至于官员的政绩考核奖惩都与疫病防治挂钩。……明代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医疗制度……有清一代在明代疫病治理方略的基础上，又有改进。

——摘编自《中国古代防疫措施探析》《中国古代防疫思想变迁》等

材料二19世纪后半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19世纪30年代，英国在流行病肆虐的恐慌中，开始出现政府干预控制疫情的迹象。《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干预公共卫生，明确国家和政府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职责与作用，提出建立卫生管理机构的必要性。英国从1841年就开始免费实施疫苗接种，政府直接参与推广。这属于英国首次开展的持续性公共卫生活动。为了规范防疫制度，1867年英国制定新的《防疫法》。1865年，英国开始着手组建以实验室研究为主的研究体系，该研究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了英国的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工作。在工作大规模展开后，各大城市都组织了大规模的卫生防疫宣传，重点是宣传党和政府对各族人民健康的关怀和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宗旨。在此基础上，全国各大城市进行了很多环境卫生工程建设的工作。同时，清除城市垃圾，消灭病媒昆虫，改善环境卫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预防肠胃系统传染病的饮水卫生、城市饮食卫生管理等方面，全国各地也都做了不少工作。1951年9月7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称：经过21个月的艰苦工作，全国范围内历史上的疫区、少数民族地区、国防前线、政治中心、交通要道及经济命脉等，各种疫病发病人数均大大减少。

——摘编自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述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材料一   公元前227年始，罗马首次启用“行省总督制”，建立起比较规范的行省制度。统治初期，行省总督主要负责征收什一税，同时，他们不断往来于各地的巡回法庭，忙于处理案件。派赴行省的总督基本上是才能出众的“精英”，但实际上他们作为军事统帅，长期供职于军队。行省法令的颁布，基本上遵循了一些城市原有的法律制度，并为一些矛盾激化的城市起草和制定新的城市法。罗马还设立了专门审理行省居民控诉行省总督案件的特殊法庭。但在尊奉“祖先惯例”的传统下，不得过度干预行政官员的职权，致使在共和国后期，行省官员飞扬跋扈的现象屡禁不止。

——摘编自宫秀华、王允《罗马国家统治制度的创新》

材料二   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英国的物价急剧上升，大量穷人、乞丐和流浪者因饥饿而死，社会秩序动荡混乱。面对这一危局，当时的英国政府针对物价出台了一系列干预和遏制政策，而立法作为一种重要的价格管制工具得到了充分运用，尤其是王室敕令这一法律形式更是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据统计，当时共有30项敕令针对食物、肉类、糖类、啤酒花、酒类（合法国酒）弓箭盔甲6类商品的价格制定了官方最高限价。鉴于伦敦作为全国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重要地位，都铎政府对伦敦市的价格管制高度关注。为保障物价管控效果，都铎政府严惩违抗限价命令的地方官员。这些举措为都铎王朝时期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营造了较为有利的环境。

——摘编自柴彬《英国近代早期的物价问题与国家管制》

材料三   19世纪后半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19世纪30年代，英国在流行病肆虐的恐慌中，开始出现政府干预控制疫情的迹象。《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干预公共卫生，明确国家和政府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职责与作用，提出建立卫生管理机构的必要性。英国从1841年就开始免费实施疫苗接种，政府直接参与推广。这属于英国首次开展的持续性公共卫生活动。为了规范防疫制度，1867年英国制定新的《防疫法》。1865年，英国开始着手组建以实验室研究为主的研究体系，该研究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了英国的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