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以来，学者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涵盖了诸多层面。第一、先秦的内外服制、分封制、礼制、世卿制以及郡县乡里制、军功爵制、官僚制等。第二、在此前偏重上层统治结构、皇帝官僚制度、律令制度等问题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第三、古代官吏选任、考课、监察等制度的演变历程。

学者认为，汉唐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中一些经典著作的出现为“政务运行”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汉唐时期，随着官僚制和皇权体制的建立与巩固，国家权力的运作具有了一整套可依赖的行政运作的规章与流程，皇帝制敕的起草颁布、三省的运作、部司与寺监及州县之间的政务关系等都支持着汉唐社会的发展繁荣。

——摘编自卜宪群《不断深化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史索《2020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等

中国古代的基层治理与社会保障

材料一   两汉将户籍正式纳入国家根本法范畴，用根本法的形式加以调整，提高了户籍的法律地位。《九章律》是汉朝最重要的一部法典，是汉代法律的核心。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兴、厩三篇而成，称为《九章律》。所谓户，指户律——主要规定户籍、婚姻、赋税等事项。自此，关于户籍、赋税的户律便正式入律，单独成章，成为封建国家根本法的重要篇章之一，并被后世法典所继承，一直延续至清末。

——摘编自姚秀兰《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

材料二   养济院作为古代官方设置的养济机构，收养对象为“鳏寡孤独及笃疾”“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的人。明洪武年间，在统治者的倡导下，许多府县都设置了养济院。

明代山东各州县养济院的建设状况

——摘编自张宗鑫《明清时期山东慈善组织述论》

材料一   户籍制度萌芽于商朝，据殷商墟卜辞中记载商朝已经有了征派民力共耕公田的籍田之制。战国时期，商鞅将户籍制度发展为“什伍连坐”法。两汉时期，口赋和算赋（人头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来源，兵役与徭役则是国家要求每个丁男承担的重负，为此，两汉政权一直实行编户齐民制度。编户齐民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使大量的民户时时处在封建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唐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风行，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徭役来源日益枯竭，为了解决危机，唐政府改革征税制度，不以户籍及其登记内容而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寡为征税依据。明洪武年间，政府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清丈和地籍整理运动，编制鱼鳞图册，地籍与户籍彼此独立。万历年间，张居正一条鞭法，使身丁税与户籍相分离。从此，地籍便成为统治者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而户籍的作用则退居其次了。清政府下令彻底废除人丁编审，传统户籍管理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节选自《中国户籍制度的历史考》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以来，户籍制度及其功能发生重大变化。清政府在参考日本和欧美等国的户籍法规的基础上，于1911年初制定了第一部现代法律意义的《户籍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世界通行的户口登记与管理方式来规范的户籍法律，其将“人籍”（注：人籍记载出生、成婚、死亡等有关人之身份的事项）与“户籍”（注：户籍记载入籍、除籍等户口变动的事项）分立。1912年《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此条文为民国时期历次宪法所承袭。1915—1927北洋政府相继颁布了《县治户口编查规则》《警察厅户口调查规则》等户籍管理法规。清末民初制定的户籍法律，将表现欧美个人主义的个人身份证书和体现中国家族主义的传统户籍相结合，使户籍有了传递人口信息、个人私权保障功能，不再单纯是国家管制工具；还规定民众对户籍吏处置不当行为有诉讼抗告权利，民众不再只是义务载体。新的户籍法律解脱了过去的人身束缚，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大批农民来到城市，成为了第一批城市化的新市民。

——摘编自《中国近代户籍制度变革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