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7世纪以来，阿拉伯商人活跃于广州、泉州、杭州诸港，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官制学校、民俗宗教、货币商贸等的记载不断丰富。据14世纪《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中国人甚富裕，乐安居……中国人技艺上特别之天才，即希腊或他种人亦当退避三舍也。”“刺桐港(泉州)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世界上无一国开化文明，人口繁盛，可与中国比拟。”

——摘编自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

材料二     在17世纪的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更加文明和礼貌”，中国是“欧洲的典范”，中国的伦理和德政是解救邪恶的正确道路。18世纪晚期，西方逐渐出现批评中国的声音，马戛尔尼就在日记里描绘着清朝的落后和愚昧。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道德、宗教、样貌等，遭到西方的全面批判，“劣等他者”成为描述中国形象的主要内容。

—摘编自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

材料三   抗战时期，许多外国人来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考察，报道“另一个中国”。他们记录下的边区是全中国最接近真正民主政治的，豆选、燃香烧洞等投票方式保障了一切阶级的选举和参政权利。曾经“荒凉的陕北”，已变成“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人民丰衣足食，自力更生已成为他们的第二本性。边区无乞丐、无鸦片、无卖淫、无贪污、无苛捐杂税，“在这儿旅行安全极了，简直到了令人乏味的地步”。中立的“旁观者”身份和视角，帮助他们向世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善良有效而认真”的形象。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逐渐为外国人所明了。

——摘编自雷艳芝《从外国友人的延安叙事看中国共产党的善治形象》

材料四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当前，中国的世界形象存在着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挨骂”现象还大量存在。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全面的中国。

——摘编自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材料一16—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从来华传教士反馈的图像中“发现”了中国，其中法国的表现尤为特殊。17世纪末到18世纪70年代，法国知识界围绕着中国文化展开了研究和争论，典型如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文化之争。伏尔泰向往贤明而仁慈的君主，当他从耶稣会士笔下看到中国皇帝形象时，自认为找到了开明君主典范。伏尔泰认为“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孟德斯鸠不否定中国文化中有积极的一面，但他认为要坚持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就必须与中国划清界线。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的法律所强调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其间有许多刑罚条款却少有正义、平等、自由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所接触的中国材料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们却对中国文化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摘编自严建强《“中国热”的法国特征及其解释》等

材料二1840年前后中西文化交流再次开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层为了解西学，设立了专门的官方翻译机构。其中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译书主要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以及与工业制造有关的冶炼、造船、化工等应用科学。1895年后，译书之风大盛，不但一些知识分子翻译出版西书，形成了翻译群体，各种社团、报刊也加入这股译介西学的洪流。这一时期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西译家首推严复。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10多种西方著作，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有学者认为，严复所译的著作要比一大批传教士与洋务人士30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适应这时代的要求。

——摘编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等

材料一   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大批耶稣会士来华，其中包括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等人。他们在接受中国传统风俗与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传播西方文化。地理方面，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数学方面，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物理机械工程方面，邓玉函、王徽译绘《远西奇器图说》；此外，还涉及天文历算、水利技术、欧洲古典哲学、美术、音乐、建筑等方面。就其知识水平而言，基本上代表当时欧洲知识界的平均或最高水平。“西学东渐”不仅直接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填补了许多中国文化中原来没有的元素。近代的中国随着“西学东渐”在发生着改变，新式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改变了中国古老的思想文化领域，新领域的开拓和新科学的建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的结构。

——摘编自宁欣《中国古代史资料汇编》

材料二   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播较晚，当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翻译了“四书”“五经”。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处在平等的位置上，耶稣会士们的翻译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伏尔泰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真理绝不与迷信混同。”他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并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

——摘编自郝景春《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材料三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随着教会学校、洋务学堂等新式学校的设立，人们的知识结构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新式学校除了传统的中学课程外，还开设许多近代西学教育课程，如化学、电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外语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西学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深，西学课程在整个教育课程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除了西学课程外，影响人们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还有各类报刊和各种新式书籍。据统计，从鸦片战争结束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先后创办了中外文报刊250种左右，其中西人创办的有200多种，大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当时，许多报刊都经常刊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郑大华《西学东渐：晚清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