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55年和1870年英国政府相继发布了两个枢密院令，标志着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基本建立。1855年的枢密院令规定，任命三人文官委员会，负责“测验被推荐到王国政府文官低级职位上的年轻人的资格条件”，“审查这些候选人的年龄、身体、品德是否合格。对考试审查合格者颁发合格证书，分配到用人部门”。1870年的枢密院令规定“一切文官职务的任命，都必须根据文官委员会委员们的规定，通过公开竞争考试。委员们在财政部的监督下，有权独立决定被录用文官必须具备的合格条件”。1876年，将第二级别的文官细分成年级和学童级，成年级按普通商业教育所要求的科目，通过竞争考试从十七至二十岁的候选人中征募；1890年，将第一级划分为三级，均按大学毕业考试类似的科目通过竞争性考试从二十至二十四岁的人中征募。文官制度改革后，社会效果很快显露，舆论界认为：“消除了所有的奔波，总的说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能力、很有声誉的班子。同时，一个全新的节约和勤奋精神得到贯彻。”

——据吴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的演变》等整理

材料二 由于变法前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八股及科举制度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因而在维新变法期间，变科举、废八股，改变中国传统的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的方式成为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也幻想以改革教育为突破口，培养新型的资产阶级人才，从而达到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挽救民族危机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道德支柱以及理论依据的四书五经的否定。规定把西学和中学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其实就是对传统“中学”占统治地位的否定和挑战。通过皇帝来提倡西学，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理所当然的合理性、合法性。从此，全面学习西学成为戊戌变法后中国近代教育的主流，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如雨后春笋般地被介绍到中国。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很多知识分子从八股之学转向西学，西学的队伍得到迅速扩大。

——摘编自韩小林《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教育》

材料一   自同治五年设立福建船政学堂以来，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具有实业教育性质的洋务学堂。这些学堂以培养近代专门技术人才为目标，学科主要为军事技术、工矿电报以及外国语类。甲午战败，洋务学堂为实业学堂所替代。此时农、工、商、矿学堂设立较多，特别是在官方主办的学堂之外，民间资本也创办了一批实业学堂。学堂科目的设置也多为与国计民生、民族资本主义相关的工矿技术、农业、纺织、林业、兽医、商业等。

——摘编自葛孝亿《中国近代早期职业教育的命运》

材料二   在戊戌变法前，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实就是当时中国教育的失误。因此，维新派希望以教育改革为突破口，培养新型的资产阶级人才，以达到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挽救民族危机的目的。

——冯君《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构建》

材料三   1919年4月，教育部教育调查会议决定了"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国民教育宗旨，毫无保留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政治下的教育思想，此教育思想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这种社会思想促使中国现代教育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民主科学的社会思想进入中国后，与传统专制主义形成截然对立，提倡"个性解放"，人人平等，直接促使教育个性化、平民化的发展。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舒新城编

材料四   1950年，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提出人才培养应"专、快、多"，要求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从"通才教育"转换为"专才教育"。1952 年，教育部提出高校院系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院校"。

——摘编自郑璐《建国初期高校院系调整的评价与反思》

材料一   甲午战后，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后，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这些人，或脱胎于洋务运动，或警醒于民族危机，使中国人看到了群体的形式和力量，为广开民智而介绍了西方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在近代中国转化为政治力量。新式知识分子是“中等社会”最进步的部分，但他们的思想、观念并不是从中国社会里直接孕育出来的，而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这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脱节。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戊戌变法兴起于民族危难之时，变法维新思潮的灵魂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以前相比，变法维新思潮的爱国主义思想要更加广泛和更为深刻。维新思想家以抵御外国侵略为基点，着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经济贸易的发展，从根本上实现祖国的富强，才能彻底摆脱民族危机。维新派所从事的变法宣传和历次上书言事的内容中，无不把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作为当务之急。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中国清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