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苏报》案与中外交涉

1903年5月，《苏报》延请章士钊为主笔，发表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清政府要求逮捕章太炎等人，引发《苏报》案。

第一阶段：关于封馆拿人的交涉

6月29日，清候补道俞明震、上海袁树勋共同知照驻沪外国领事，要求从签票协捕《苏报》和爱国社有关人员。“工部局卒徇其请”，应允签票协捕，但提出的条件是“凡在租界犯案者，应在公堂定罪，在租界受罪”。30日，中外探警逮捕了章太炎等五人。次日，邹容自行投案，共计六人暂禁于租界捕房。经过清廷上海官吏与英、美驻沪领事的“再四磋商”，7月7日《苏报》正式闭封。

第二阶段：关于引渡《苏报》各犯的交涉清政府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非立正典刑，不能定国是而遏乱萌”，延聘外国律师向公审公廨代为起诉，力主将各犯解赴南京，由中国方面处理，“将来惩办轻重由我”。与此同时，清政府外务部也与各国驻京公使多次交涉，希望促使各国驻华公使“务饬沪领将已获六犯迅速解宁，听从中国办理”。延至7月底，除英国外的各国公使均已应允交犯。但此时发生了沈荩因揭露《中俄密约》而被清政府杖毙于北京的事件，于是，“各国皆不以为然，决不肯交”《苏报》各犯。最终，虽然清政府多次表示对六犯“绝不办死罪”，但英国使、领人员认为永远监禁量刑太重，坚持必须减等罪责。至此，中外交涉的重心从是否引渡，转变为各犯特别是章、邹二人监禁年限的交涉。

第三阶段：关于《苏报》案各犯监禁年限的交涉经过多次交涉，清政府看到英国对此案把持甚紧，坚持甚坚，自己断难如愿，因而对此案已是再衰三竭，气馁怠倦。同时英方也表示愿意与清方共同复讯、复议此案。清廷于1904年2月23日训令两江总督魏光焘：“可派员再会审，酌照英使所请公同定断，以期结束”。

1904年5月21日，上海会廨额外公堂宣判：“邹容监禁二年，章炳麟（章太炎）监禁三年，罚作苦工，以示炯戒。限满释放，驱逐出境”。至此，历时近一年的《苏报》案中外交涉宣告结束。

——据王开玺《晚清变局》

材料一：“苏报案”在晚清史上颇显奇特。这是以一国政府为原告，以本国国民为被告，在租界的中外联合审判机构会审公廨，由上海知县和英国领事一同审理的特殊官司。《苏报》创办于1896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原本平淡无奇，1900年该报被落职知县陈范购买，1903年5月，章士钊被聘为主笔，和主要作者章太炎、邹容等人大力宣扬“排满”、“革命”，乃一变而为晚清史上言论最为激烈的报纸。1903年6月30日苏报案发生，章太炎等五人被捕，7月1日邹容投案，7月7日《苏报》馆被查封，清政府要求租界当局“引渡”苏报诸人未果，只得妥协。12月3日在公审会廨正式开庭审理。12月9日，参与审讯的中方官员汪瑶庭抢先宣判章、邹两人永远监禁，英国副领事以事先未与其商议且判刑过重为由，提出抗议，不承认中方官员单方面判决的效力。于是双方又求助于外交途径。在清政府与各国公使、领事、工部局交涉过程中，又发生了曾报道《中俄密约》的记者沈荩在刑部被杖毙之事，中外舆论哗然，使交涉急转直下。清政府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草草结案。最后，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轻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两年，关押在英国人刚刚建成的提篮桥监狱。

                            ——《文化重审：晚清“苏报案” 种种疑问逐一揭晓》

材料二：被称为晚清第一文字狱的“苏报案”，当年曾在上海租界内会审七次。在清政府设立的最基层的法庭上，一向“文网高悬、草菅人命”的清政府既要当主审，又要当原告，还要看观审的洋人之脸色行事。被告则是手无寸铁却怀抱狂热理想的文弱书生。原、被告双方各请西洋律师，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与此同时，清政府与租界当局、租界当局与租界舆论之间的较量也在法庭之外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租界外的中国知识界，情感更是复杂：既为列强粗暴践踏中国司法主权而愤慨，又为满清政府首次折戟文字狱而欢欣。通过“苏报案”的审理，《苏报》的反清革命思想为众多媒体热议，租界很快成为革命舆论的大本营，习惯于屠杀言者的清政府从此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大施淫威了。                                                            

   ——《苏报案清廷强权颓然碰壁》

材料三：不以言治罪是租界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当时的这次审判《字林西报》做了全程的跟踪报道，保留了完整的庭审实录。章太炎和邹容的辩护律师如此陈述：“我们都有权利，中国对此也不会否认，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思想，每个生活在文明国家的人都享有这个权利。我希望中国也应允许其国民享有这项权利，使自己跻身文明国家的行列。”        

材料四：上海史研究学者，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卢汉超教授指出：“大家都到租界里来，因为租界有自由，而且有法律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民族的耻辱。中国整个民族就是在非常尴尬的情况下挣扎，而且延续了差不多一百年。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是造成了一个比中国其他绝大部分地方都更先进的一个城市。”

——材料三、四均摘自纪录片《外滩》第三集《城市之光》

材料 1903年发生在上海的苏报案是中国近代史一个极富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章炳麟和邹容二人因在上海《苏报》上发表文章，撰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两书，被清政府认为是世所不容的罪行，原本“照律科罪，皆当处决”,但在外国势力把持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最终判决中，二人只是被分别判处两年和三年的监禁。

“苏报案”大事记

——摘编自蔡斐《1903年：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