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成文法传统源远流长，从《法经》到《唐律疏议》，再至《大清律例》，一脉相承，沿革清晰。除律外，令、格、式、典、敕等也是国家制定法的重要形式，这些法律形式虽名称不一，但在法的效力渊源上基本相同，都是由皇帝和中央最高权力机构发布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为了维护至上的皇权和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统治者采用各种手段强化政治控制，侵犯皇权和国家利益的行为是重点打击对象。因而以惩恶为目的的刑法被特别强调，刑法体系既发达又严密，对维护封建统治作用不大的民事行为，统治者则不够重视，因此国家制定的法律中涉及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较少。

——摘编自王谋寅《论中国古代法律秩序的特征》

材料二： 1800年8月12日，拿破仑下令成立民法典委员会，编纂新的民法法典，在他的亲自干预下，法典于1804年3月21日正式颁布实施。1807年，这部法典正式定名为《拿破仑法典》。《拿破仑法典》确认资产阶级财产所有权原则，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可侵犯性，维护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拿破仑法典》确认了契约自由和契约自治的原则，还确认了自由平等的原则，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人们在民法上是自由平等的，这种对所有法国人都适用的统一的民法，连同大革命时期颁布的各种立法，对于摧毁封建制度、强化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集权制起了重要作用，也确立了资产阶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于欧洲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世界历史解说词100集》

材料三：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民法起草作业曾经几次启动，但又随之几次中断，是因为社会体制一直处于变革之中，法律关系难以确定。后来立法机关鉴于改革开放时代的需求和客观条件，采取先公布《民法通则》、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如1980年的婚姻法、1985年的继承法、1986年的民法通则、1991年的收养法、1995年的担保法、1999年的合同法、2007年的物权法、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等，这些法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法律相对比较散乱、零碎甚至有冲突，在保护人的权利方面的能力受到一定限制，不可能像民法典那样发挥出整体效应和统一规范，待条件成熟后再编纂统一民法典的渐进主义策略。

在一个成文法体系的国家，没有民法典，公域与私域之间的边界就是模糊不清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很难明确化、稳定化。因此，我们的确需要一部高质量的、适应结构大转型趋势的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摘编自安徽凤凰网络

材料一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形式上确立了欧洲大陆各国的边界，承认国际之间大小国平等、信教自由原则，揭开了欧洲近代国际关系的序幕。可是，源于布丹（Jean Bodin）的主权学说本是为了反对分裂、对抗贵族以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不仅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依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强调的“大小国平等”原则在“丛林法则”之下不过是一种空想。

——摘自胡建《新型国际关系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

材料二   同样是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相继爆发，列宁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合约，宣布退出大战。1918年德国发生一月革命，社会民主党组成临时政府，德意志共和国成立。在观察和分析战争的动因和结果的过程中，中国知识人逐渐地将重心从战争转向了革命，由此引发了新的思考和分歧。战争的结束与苏联的成立，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运动和政治变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一个短暂的时段内，一系列重大事件相继发生，它们看似截然不同，却相互关联。

——摘编自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

材料三   今天，全球治理的问题更加迫切。人类面临着更多的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涉及世界各国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比如，我们要面对在一些国家盛行的狭隘民族主义，面对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冲突，面对事涉不同国家的核心利益的冲突，这些问题都不是依靠某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更多国家来参与，来共同面对这些世界性的难题。……十八大以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探索逐步开始。

——摘编自王建朗《大变局中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