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前期实行奏销制度，规定地方每年都须将财政收支情况呈报户部，接受严格的审查。但咸丰时期（1851—1861年），广东军需用款仅1852年奏报过一次，面对户部严催，一直敷衍，其他省份也多如此。咸丰之前，清廷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1851年后其收入大减。但自1853年起，海关的征收额却直线上升，同年创办、由地方督抚掌握的商税——厘金也迅速推广。同治时（1862—1874年），收入均超过田赋。清前期财政支出的主体是兵饷、河工和官员的廉俸，咸、同时期，勇饷、兵饷、洋务经费和赔款则成为了主要开支。面对新形势，清廷的财政指导思想实际上从宣扬“永不加赋”“节财之流”转为肯定“量出为入”。

——据倪玉平《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打击投机资本，赢得了全国物价的趋向稳定。但由于财政存在赤字，人民币发行过多，因此物价随时还有再度发生波动的可能。1950年2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决定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管理，把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全国物资调动统一归中央贸易部掌握，现金调动统一于中国人民银行。3月，政务院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干部本着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做好这项工作。1950年一、二季度国家财政赤字曾占支出总数的43%和40%，三、四季度即下降到9.8%和6.4%，财政收支当年已接近平衡。

——据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

材料三   1949年7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原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部和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意从东北调回曾主持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的陈云，由其主持中财委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中财委在陈云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两项重大任务：一是平抑金融物价；二是统一全国财经工作。1950年，经中央同意，各大区、各省、直辖市书记均兼任各该区、省、市财经委员会主任，使得统一财经工作进展顺利。

——据薄一波《陈云的业绩与风范长存》

材料一清朝的财政制度，从顺治朝初立，到雍正朝完备，形成一套戒律森严、以解、协饷为核心的制度。清政府对财政收支有严密的规定，其经常性的财政收入列有10项，这些税目都是统一的、固定的，不得随意改变。但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此种静态的固定化的财政体系已不能适应急剧变动的时局。太平军兴后，解、协饷制度崩盘，无钱可拨的中央丧失了对地方财政的协调能力，……晚清财源的开辟，中央少有作为，基本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一系列财源相继确立，其中的大项有：厘金、关税、铸币、公债等。这与古代以土地人口为基本的税源有很大区别，也导致了地方财政收支日益膨胀和中央收支日益萎缩

——摘编自郭卫东《倾覆与再建：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清政府利用20世纪初进行的“新政”，开始了财政方面的改革。1903年，清政府设立财政处。1906年，清廷设立税务处，准备在统一税权，主要是海关税和常关税方面做些工作。同年，清政府将户部改为度支部，负责统管全国财政，统一设立中央统管下的度支公所和财政公所，向各省派驻监理官……

——摘编自郭卫东《倾覆与再建：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政治文明》

材料三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税收方面明确提出了统一财政、集中财权的政策主张，按照西方的财税理论，改革旧税制，着手新税制的建设……。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首先划分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系统，确立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体制。为了防止中央与地方发生冲突，财政部于1928年11月间正式公布了划分国、地税收支标准案，基本上完成国、地税收系统的划分

——摘编自张志超等《民国时期（1912—1937）财税改革问题对话》

材料一   北宋前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原则上一切财赋都属于中央。但实际上国家财赋分为以两税收入为主的直属中央的“上供”部分，和以盐茶专卖、酒利、商税等经费为主的拨留于地方的“留州”部分，自北宋中期起，由于中央征调频度的持续增长与地方开支的扩大，加之中央收缴原属州县的大部分盐茶之利，地方财政入不敷出，至南宋更趋困窘。为解决财政困难，地方州县巧立名目，新增税费，赋敛于民。对于这种制度之外的税费征收，朝廷只得默许。

——摘编自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

材料二   明代至清代前期，中央和地方以“起运”“存留”的方式，将征收的钱粮按比例划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为解决军费紧缺的问题，清廷认可地方督抚抽取厘金等“就地筹款”的措施。至此，财权下移。其后，“无论田赋、盐茶，一切征榷悉归地方督抚”。1906年清廷改户部为度支部，旨在“综理全国财政”。1909年初，清廷颁布《清理财政章程》，在度支部设立清理财政处，在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以统一财权，并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

——摘编自陈锋《清代中央财致与地方财政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