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著作《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是一种剧烈变化，即古登斯所说的“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是断裂的”。这种“断裂”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二是现代化变迁的范围；三是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即在旧秩序中无法简单找到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

材料   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并不是人类自我认识的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人类自我认识的新的开始。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进一步展开，人类在摆脱旧世界的束缚和开创新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着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给人类自身提出新的问题。人类在接受新挑战的同时，必将把对自身的认识发展到更新更高的水平。当代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不是意大利式的文艺复兴，而是，重新建立起对于道德、宗教、习俗、共同体生活的尊重，建立起平衡欲望与规则的道德秩序、平衡个人与社团的社会秩序以及新型的国际秩序。

——摘编自韩庆祥、王勤《从文艺复兴“人的发现”到现代“人文精神的反思”》

材料   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城邦伦理向法权制度转变的过程。古希腊罗马时代将政治、文明等概念与城邦、公民、伦理、制度、国家组织等联系起来，这是西方政治文明的萌芽。近代以来，“文明”这一概念被人们认为是与野蛮相对的，它表示人类的进步和进化，而政治文明则包含了城市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人性善和人类整体进步的认识、理想社会的设计、良好的风尚和高雅的市民生活方式等多种意义。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走向伦理与制度的结合，发生了从伦理价值向法权制度的根本转变。法律观念在政治文明中逐渐具有绝对的核心地位。在以人权为基石建立起来的近代法律观念下，个人的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保障，国家的政治权力被有效地制约与限制，只能用来维护和保障社会秩序。

——摘编自戴木才、余小江《西方政治文明的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