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犹太人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从战败国得到持续性赔偿的战争受害者群体，这得益于二战后德国政府和企业对犹太人受害者及其遗属赔偿覆盖的不断扩大和完善。1952年，联邦德国和以色列签订《卢森堡条约》，联邦德国以犹太移民安置费用的名义向作为犹太人民合法代表的以色列政府支付价值30亿马克的赔偿。德国对以色列的赔偿超越了“战胜国以武力强加给战败国的义务”传统模式，开创了一种“战败国自愿赔偿战争受害者”的全新战争赔偿模式。这一赔偿不仅缓解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的财政困难，推动了以色列经济的现代化，而且开创了德国与以色列之间独一无二的“历史责任驱动型”国家关系。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两千多年的流浪岁月里首次从迫害者那里得到赔偿。对德国来说，《卢森堡条约》是“西德进入民主国家价值共同体的门票”，恢复了德国的政治声誉和道德信用。1956年联邦德国通过立法正式将“纳粹受害者”这一庞大的群体列入二战赔偿的对象。截至2020年所有二战期间在欧洲“犹太区”生活3个月以上，或在德国占领区和纳粹仆从国以难民状态生活4个月以上的犹太人及其子女，均可以向德国政府申请赔偿。21世纪初包括东欧强制劳工、强制绝育者、战争孤儿等“边缘受害者”群体成为德国二战赔偿的焦点对象。

材料二   经历与犹太人半个多世纪的赔偿拉锯战之后，德国政府和学者逐渐意识到赔偿不可能完全消除战争创伤，不再执着于寻求犹太人的宽恕。2018年3月，德国政府向联邦议院报告纳粹受害者赔偿支出时承认了这一点：“联邦政府为受到纳粹主义不公正待遇的不同群体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文本和法外规定。所有参与立法和执行赔偿法的人都始终意识到，字面意义上的完全‘赔偿'是不可能的。纳粹暴政的幸存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无法用金钱或其他利益来抵消。”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孙文沛《二战后德国对犹太人赔偿的路径调整与效果评估》

材料   联邦德国建国伊始就自认为是德意志帝国的合法继承者，愿意承担德国的所有历史责任。为了改善德国的国际形象取信于邻，帮助联邦德国重回西方世界，从1951年阿登纳总理发表针对犹太人的赔偿声明开始，联邦德国向全球二战受害者支付财产损失赔偿金和人身、精神伤害赔偿金。德国联邦议院制定了以《联邦赔偿法》为中心的一系列纳粹受害者赔偿专门法。德国政府和12家德国大公司倡议组建了“记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筹集了101亿马克资金，其中一半来自约6500家德国企业的募捐。从2003年开始，德国财政部不断发布二战赔偿报告，向国际社会公示德国七十多年来主动赔偿的诚意。

——据孙文沛《二战后德国战争赔偿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赔偿在方式上也明显不同。一战后的德国赔偿主要以赔款形式支付，此外还有一些商船、火车、国外财产用于赔偿。1924年“道威斯计划”生效后，德国完全以货币形式支付赔偿。这种货币赔款涉及一系列金融和汇率问题，德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巧妙地减少了实际赔款支出，却利用美英的贷款使他们陷入了“替德国支付赔偿的怪圈”。二战后同盟国吸取一战后德国赔款政策的失败教训，不再要求德国支付货币赔偿，以实物赔偿取而代之。事实上，二战后德国境内一片废墟，已无力支付货币赔偿。同盟国对德国的全面占领，也使实物赔偿成为可能，德国对此毫无反抗之力。二战后的实物赔偿种类繁多，从基础设施到工业设备、工业产品，与一战后的赔偿相比其范围已大大扩展了。但进入联邦德国时期后，对战争受害者的个人赔偿又逐渐回到了货币赔偿的轨道。……时至今日没有一个德国政要敢于公开表示德国已经履行了所有赔偿义务、不再支付赔偿。德国背负的历史责任决定了赔偿将会延续下去。

——摘自《二战后德国赔偿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赔偿方式的不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二战后德国赔偿方式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