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戊戌变法时期的近代科学教育与晚清政治运动有着密切关系。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通过办报刊、兴学堂、办学会，积极宣传近代科学知识。一大批接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的热血青年留学归国，他们热心变法，思想开放，积极奔走，创办了各种科学学会和民间新式学堂。针对传统书院单纯的经史内容教育，学生缺乏创新性以及缺乏科学方法的训练的弊病，这些科学学会和新式学堂不但重视学校科学知识的传授，还提倡用求实的科学方法来指导科学教学。同时，维新派认为“凡技艺中有能自出新思，标新立异，自成一家，为他人所不能为者，国家予以文凭，准其专利若干年，自五至二十三年不等……不准他人仿效，年岁已届，始准他妙法制造”。……随着“科学”一词的广泛运用，科学教育的内涵也不断明晰并深化，它开始涉及自然科学背后及社会科学本身的客观理性精神，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并有意识地概括科学的内涵。

——摘编自郭海洋《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

材料二   1868年，日本进行了由天皇亲自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运动。政府将教育发展看作是“文明开化”的中心任务，在财政上对教育的投资毫不吝啬。据调查，公民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分别为：1885年1．8%，1890年2．1%，1910年2．3%。在国家和地方行政费用中的比率始终占到10%左右。在地方财政支出中，从1880年至1910年平均占比23%左右。教育没有门第、财富之别，对每个人都打开了大门，只要你通过刻苦努力，就能够获得知识和学历，并提高社会地位。同时，国内的资本家、工商业者也都意识到，只有提高工人的知识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才会在市场竞争中取胜。日本对初等教育的重视，不仅提高了国人的基本素质，更为以后尤其是二战后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对职业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贺小飞《浅析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材料一：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是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在美国制宪会议上，几乎没有人关心公民权利的问题，他们仅仅关心联邦政府权力如何分立与制衡的问题。直到1791年，美国宪法才包含进了权利法案条款，规定了公民不受政府制约的自由。

法国《人权宣言》在巴士底狱暴动一个月之后就诞生了。对于大多数代表而言，这场革命的最振奋人心的、最具转变性意义的胜利在于确保公民的权利、自由以及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而不是对政府结构和运作程序的常规性和技术性的描述。

——据《姊妹革命一一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农民大量向其他阶层流动和转移，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开始向上流动，这为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重要条件，社会中间层是指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一部分是中小私营企业主、富裕个体工商户；另一部分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等，他们不但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接受过良好教育拥有较好社会声望。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

材料四：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主思想逐渐传入中国，“民”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首次给“民”注入现代意义的是梁启超。1899年，他对“国民”的含义作了解释：“国者积民而成，含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后来他又指出：“国者，民之国也。”国民应该能“治一国之事”，“享一国之权”，具有“权利”、“责任”、“自由”、“平等”、“独立”等几方面的基本素质。

——据《论晚清至五四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