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古人心目中，“礼”是“准则法”，是法律规范的根本原则或灵魂，法律应该符合道德。法律与道德在运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主要是指当法律和道德发生冲突时的取舍问题：是严守法律而违逆道德？还是严依道德而修正法律？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屈法律而全道德，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法律规范同时要执行道德的职能，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

——摘编自许世英《中国古代法制中的法律与道德》

材料一   上古时期，并无法的概念，所有规范、仪式浑然一体，称之为“礼”。“周公制礼，以礼入法”；《管子》认为“宪律制度必法于道”，主张“法出于礼”。在古人心目中，礼即“德教”，道德实为法律规范的根本原则或灵魂。因此法律应该符合道德，成为中国古人的一般认识。自汉以来，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德主刑辅”；唐朝继承并延续了汉魏晋以来法律儒家化的潮流，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法律当“一准乎礼”就是中国古人评价法律的选择。当然，不论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封建时代法律与道德不可逃脱的命运。

——摘编自许世英等《中国古代法制中的法律与道德》

材料二   在西方，“神的法则”是法律的渊源。对宗教忠实地信奉，使得人们保持了对法律的敬畏。西方历史上，法律不仅脱胎于宗教，而且有些宗教式的规则直接发挥着法律的效力。古希伯来法律与希伯来一神教密不可分，兼有戒律和道德规范的性质。这造成了法律、宗教和道德三者的糅杂和融合。“摩西十诫”就是这种“三合一”的典型。到中世纪，教会通过对欧洲几乎全部信仰基督教的人民适用教会法，使教会法实际上起到了欧洲世俗法的作用。教会所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及其司法程序方面的楷模作用等，均对近代西方法律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公法领域，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座椅的上方，“美国之鹰”护卫着圣经中的“摩西十诚”；在司法领域，西方各国的婚姻法也都规定了宗教仪式可以是婚姻成立的有效形式要件。

——摘编自陈敏《中西方宗教对法律影响之异同的探原》

材料一 汉代，儒家以礼作为区分社会等级的行为标准，主张德主刑辅，立法是保证礼得以实施的强制手段，并将道德教化作为执法目的。至魏晋，法典都由当时造诣极深的儒者制定，杜预、张裴曾分别注释晋律，经晋武帝“诏班天下”，后世称为“张杜律”，使儒家思想法律条文化。隋唐时期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 完成阶段，《唐律》把大量道德规范转化成法律规范，用法律手段来惩罚所谓的不道德行为，最终完成了 法律儒学化、礼教法典化。古代法律的儒学化起到了法律规范与普及的作用，为后世中华法系的最终形成奠定基础，并对周边国家产生深远影响。而教化为先，以人为本的独特法律思想也具有现实意义。

——摘编自周导杰《立法、司法、守法视域的中国古代法律儒学化》等

材料二 公元4世纪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罗马法的发展也受到了基督教影响：衡平法的产生为以后人权平等的观念莫定基础，而罗马法的系统化也被认为是体现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必由之路。至中世纪，在政教权力斗争的过程中，法律被认为等同于神的理性，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得法律具有宗教一样的内在神圣性，这种神圣性使法律至上、法律被信仰能够成为现实，还促成了西方以分权和制衡为核心的宪政制度。基督教所强调的“倚靠神而不依靠人”的观念，也为非人治以及法治奠定了思想基础。

宗教改革后，平等、自由观念等新教精神也深深浸润在近代法律之中，这些教义和近代法律一道成为建立国富民强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总之，基督教与西方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并对近代西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柴英《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给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