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初土地兼并现象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豪绅富户的土地越来越多，而普通百姓中拥有田地的人数却越来越少，这便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加剧了社会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早在康熙时期，政府就决定永不加赋；对于农人税收采取“摊丁入亩”策略，但这在广东试行起来并不顺利。雍正登基之后，将“摊丁入亩”正式作为一项重大的经济变革措施予以强制实施。但是，这项改革措施的推行一开始也遭到了当时许多富户豪绅的强烈反对。当时浙江巡抚李卫刚强决断，并不在乎富户的聚众请愿和吵嚷叫嚣，因而“摊丁入亩”制度在浙江全省得到了顺利的推行。继浙江之后，福建、陕西、湖北、江苏等省均陆续实行了“摊丁入亩”制度。“摊丁入亩”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有利于贫民而不是有利于地主的，它是我国赋税史上一项非常重大的变革。

——摘编自于青《清朝“摊丁入亩”制度考述》

材料一   西汉承袭了秦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又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以使土地得以充分有效的利用，从而保证国家有充足的赋税收入。汉政府表彰累世同居，法律禁止父母健在的情况下子孙分门立户，魏晋时期，政府颁布了“户律”，实行编户齐民，将户籍管理法律化。宋朝实行都保制，王安石变法时期又实行保甲制度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宋朝有最为典型的特权户籍"官户”，它可享受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法等特权。元代以后，工匠被编入专门的户籍叫“匠户”。明代以户帖制与黄册制登记户口，将户口、土地和赋税三者合一。在管理上，明朝实行里甲制，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处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清朝康熙之后，随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赋税和户口之间的关系被土地所取代，户籍申报编制的经济意义降低。随着保甲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广泛建立，乾隆三十七年，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制度，代之以通过“岁计”了解各地户口增减情况，淡化了户籍的赋税功能，而强化了政治控制功能。

        ——江立华《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人口统计都是以户口为调查对象，而掌握户口数的主要目的是征收赋役，因此政府在统计时只限于设置郡县的地区。普遍存在的户口隐匿和人户逃亡也降低了户数统计的准确性。明清时期，户籍与赋役逐渐脱钩，但百姓依然以少报或漏报为宜。

——摘编自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1卷）

材料三   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遭受了多次战乱、天灾及瘟疫，境内人口锐减，耕地大量荒废。当时四川人口大约只有50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实施“移民垦荒”政策。尤其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政府明确规定四川荒地归移民所有，全国掀起了移民入川的浪潮。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四川移民已达632万人。到嘉庆末年，四川人口更是达到2000多万，全国最多。这次移民中，湖北、湖南的最多，故称“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的移民使四川农业生产力迅速恢复。“五方杂处”的环境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川移民文化，如川剧。同时湖广填四川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大移民的先例。

——摘编自陈世松《大变迁：“湖广填四川”影响解读》

材料一   周朝“畿内之民，十家为保”。春秋战国，各诸侯采用“什伍制”，“五家为伍，伍为之长；什伍为里，里置有司”，商鞅变法实行“什伍连坐制”，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北宋王安石变法颁布的保甲法规定“今所以为保甲，足以除盗，然非特除盗也，固可渐习其为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或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之后保甲法在全国各地逐步推行。1076年，各路“义勇、保甲民兵多达718万人”，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主武装。明清两代乡里制度基本上都经历了由里甲制度向保甲制度演进的过程。“里甲”与“保甲”“相似而实不同，里甲主于役，保甲主于卫”。而且，明清两朝的保甲已经在向“保”和“甲”两级机构发展，主要负责治安、户籍查报、人口迁移等。

——摘编自韩永周《中国保甲制度的历史流变与利弊》

材料二   1928年，中共湖北省委颁布了《乡村苏维埃的组织决议案》，划归成立行政小组，选举乡代表，赋予工农群众及一切劳动者以真正的民主权利。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鄂豫皖边区在县、乡实行普选制，取消联保，赋予保甲以全新的思想内容。1941年，《鄂豫边区行政公署组织条例》和《鄂豫边区县各级政府组织条例》规定：实行保甲自治，保长和甲长由选民选举产生，保甲长平均三个月改选一次，并由所辖全体人民监督其工作，因而，“在保民大会上，从来不敢过问政治的老百姓，也敢选取他认为‘可以’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表”。1949年2月，中共武汉市委讨论决定今后的工作总方针是：“更加积极的、有重点的建立、加强与扩大在群众中的核心组织，团结各阶层……有计划地完成接管城市的各项工作，争取彻底解放”。

——摘编自荣丽萍《新中国初期武汉城市居委会的历史考察》

材料三   截至1953年12月中旬，全国已有多个地区先后分批展开了基层选举。广大干部深深地体会到了权力来源于群众的道理，在当选后不得不改变以前的工作作风，以积极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深感各级政府确实是代表人民的政府，政府的权力也确实是由人民授予的，主人翁之感油然而生。妇女们对自己和选举的关系、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应有的权利有了进一步理解，纷纷反映：“现在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和男人有同样平等的选举权利了。”

——摘编自周震《新中国第一次基层普选简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