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专制时代，统治者只要有能力，便无时无刻不在扩张对基层的控制权力；即使基层社会没有官派组织，也有各类代理人在执行皇权意志。中国自先秦就开始了编户入“里”，“里”的范围与功能与今天的社区相近，“里治”可被视为古代的社区治理样本。“里治”经历了“里长官任制、里长职役制和里治官僚化”三个阶段，越到后期，中央集权越得到加强。乡里制度、户籍制度与赋税制度是皇权下县的三条铁链，构成古代“家国政治”的制度基础，古代社区治理呈现出“皇权控里、绅权辅里、民治于里”的结构。受经济结构基础所限，国家权力的扩张限定在“政治性”一侧，剩余的社会治理往往处于“自发秩序”而非“自治秩序”。

——摘编自吴晓林等《皇权如何下县：中国社区治理的“古代样本”》

材料二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乡村基层社会，开辟了红色政权革命道路，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局部执政中进行了治国理政的重要探索。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基层社会，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革命生长的空间，通过加强地方党组织和新型革命军队建设有效嵌入基层社会动员群众，通过创建和领导苏维埃政权，把动员群众和改造社会统一起来，重构了以基层政权为核心、群团组织和群众武装构成的新的组织体系，开创了以群众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为主要特征的基层社会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执政是通过基层社会改造来开展并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区政权组织体系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创建，也是基层社会改造的重要成果。

——摘编自刘一博《改造基层：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路径与成就》

材料一   晚清70年，先后发生了两次大的军事改革浪潮。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确立了“练兵”“制器”思想，19世纪70年代确立了“寓强于富”的“求富”思想，19世纪70年代以后确立了建立近代海防边防和近代军事教育思想。这场改革持续30年，清政府投入很大， 一度搞得有声有色，但最终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结束。第二次军事改革浪潮，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等人积极推进军事改革，最基本的主张是改革军制、创练新军。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确立了仿照西法编练新式陆军、完善军事教育制度、改变武装力量体制和兵役制度、加强军事统率机构等全面变革军制的思想。新军编练运动，从甲午战争后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之前，声势很大、影响很大，代表了晚清军事改革的最高水平，但最终也没有避免清王朝的灭亡。

——摘编自石武英《晚清军事变革的历史启示》

材料二   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要求必须打造一支能够扎根基层，并与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新型革命军队。三湾改编开启了锻造新型革命军队的序幕。“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组织能够掌握军队的基层，士兵委员会则在党的领导下参与军队管理，代表士兵利益，发扬了军内民主，使士兵得到了在旧军队不曾有过的体验。毛泽东提出红军要“人人要会打仗；人人要会做宣传群众的工作；人人要会做组织群众的工作”,“做群众工作”显然是红军更为重要的本领。苏区地方武装的建设亦同样遵循了党的领导，坚持革命军队的政治属性。这样，苏区由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构建了三级武装体系，实现了苏区地方军事化，在军事组织中实现对群众的整合。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对军队的政治改造，明确军队的政治属性，使革命军队成为推动苏区社会改造的工具。

——摘编自刘一博《改造基层：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路径与成就》

材料一 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立足乡村基层社会，开辟了红色政权革命道路，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局部执政中进行了治国理政的重要探索。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基层社会，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革命生长的空间，通过加强地方党组织和新型革命军队建设有效嵌入基层社会动员群众，通过创建和领导苏维埃政权，把动员群众和改造社会统一起来，重构了以基层政权为核心、群团组织和群众武装构成的新的组织体系，开创了以群众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为主要特征的基层社会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执政是通过基层社会改造来开展并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区政权组织体系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创建，也是基层社会改造的重要成果。

——摘编自刘一博《改造基层: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路径与成就》

材料二 近代早期是英国中等阶层崛起的时代。 中等阶层在英国乡村和城镇分别由不同的群体构成。在乡村，中等阶层主要指乡绅和约曼，他们既是新式农业的改革者和引领者，又是乡村自治重要的参与者，撑起了乡村社会的脊梁，大乡绅作为治安法官控制着各郡县，而地产和影响力在其之下的小乡绅，则和约曼农一起担任各教区的高级治安官，担任季审法庭陪审团的成员，并有权参加对国会议员的选举。在城镇，中等阶层包括工商业者和各类专业人士，他们主导了城市经济的变革，并提供专业服务。商人和专业人士以财富为后盾，同时因其职业的必要，除了出任城市行政长官，还积极参加市议会，以共同分享政治权利。

——摘编自郝英杰《16-17世纪英国中等阶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