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是我国巡视监察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包含许多有关巡视监察内容。汉代制定的两部最重要专门监察法规《刺史六条》与《监御史九条》，规定了监察人员巡视监察之职责，开古代专门巡视监察立法之先河。作为“天子耳目之司”的刺史是中央派驻地方代表皇权监督地方各级官吏的国家人员，只相当于俸禄六百石的中小县令，但其代表皇帝，故可依《刺史六条》监察本部州二千石地方大员。其在地方行事之原则为“小事立断、大事奏栽”，其本身不受其他行政权力制约，而仅直属于皇帝，直接向皇帝负责。汉代作为“一州之表率”的巡视监察官员，所选之官不仅需熟悉本朝律令法度，有较高文化素质、管理才能，还需具有不附权贵、刚正不阿等道德品质。

——摘编自陈兵《论汉代巡视监察制度及当代价值》等

材料二   明朝对地方的巡视大体分三个独立系统：一是监察御史系统，包括专差、巡按御史两种。二是按察司系统，职责就是按察所属的府州县。三是督抚系统，督抚即总督和巡抚。当地方遇到一些重大事件时，最高统治者有时临时专派政府大员到地方巡视查处。明初朱元璋在委任按察使巡视下属州县的同时，又经常派遣监察御史出巡地方。监察御史可以举劾按察司，同时按察司也有对监察御史的弹劾权。另外为了牵制权力日益增长的巡抚，朝廷有意地通过巡按对其实行牵制。同一系统内部的巡视官，也有互相监督的机制。

——摘编自荀言《中国古代巡视制度梳略》等

材料一   行省的设置可以上溯至南北朝时期的行台。北魏为了统一指挥战事和调度战区人力、物力，在州之上设立“某某道大行台"，集中行使军事、行政权力。唯随事而设、事毕则废，并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唐初期，为集中战役方向的力量，也延袭设立。唐太宗李世民曾担任过“陕东道大行台"的职务。辽、金所设“行军元帅府"“尚书行台"等，名殊实同。金为行尚书省，为外廷在外的派驻机构，元代亦有行尚书省，除京师附近地区直隶于中书省外，又于河南、江浙、湖广、陕西、辽阳、甘肃、岭北、云南等处设十一行中书省，简称“十一行省"。置丞相、平章等官以总揽地区政务，为地方最高行政单位，惟普遍设置行中书省因应其封建治国的需要。明代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除直属朝廷的北、南直隶地区外，共有十三布政使司，而习惯上仍称行省。清朝行政区划也基本上延续了明朝行政区划，清初增为内地十八省，后加入奉天等三行省，又增为二十二行省。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柯劭志《新元史》等

材料二   辛亥革命时，各省纷纷独立以后，大都自立制度，没有一定之规。直到1913年1月8日，北京政府公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顺天府属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以及《划一现行中央特别行政官厅组织令》以后，地方行政机构的各级组织与名称，才开始逐步统一起来。北京政府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采用省、道、县三级政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其间虽几经变化，但只是局部的，或者是机构名称与机关首领称呼的变革，或者虽然制定了制度，但并未实施。

——摘编自侯力《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行中书省和以前各王朝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性质有所不同，它既是中央派出机构，代表中央，又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代表地方，直接领有路、府、州、县。使中央权力下移了一个层次，地方机构上升了一级，大大靠近中央。它的两重身份使上下紧密结合，浑然一体，形成“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其“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在元朝，行省实质上是中书省的下属，要接受后者的节制和领导，但从统领路府州县的角度以及官名、品秩等侧面来看，行省与中书省又具有某种“平等”关系。

——摘编自许正文《论我国省制的沿革与发展》

材料二   明朝初年，朱元璋将省级政区的权力一分为三，改元代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统辖天下各府州县，主管一省的民政，上与中央六部直接对接；后又将各省都卫改为都指挥使司，主管各省军户卫所番汉诸军，上听命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又设置了提刑按察使司一职，主管各省的监察和司法，上听命于刑部和都察院。都、布、按三司分立，三司同为封疆大吏，这显然是借鉴了宋代地方政区一分为四的统治思路，其目的无非是抑制地方长官权力的膨胀，有利于权归中央。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三权分立又导致了行政效率偏低，互相牵制、推诿。这弊端到了多事之际的明代中晚期更显突出。因此，自宣德年间，皇帝派遣六部或都察院大臣，以“总督”“巡抚”的名义或临时职衔前往地方，统筹地方三司。巡抚掌一省军政大权，三司在巡抚之下，各司其职。巡按御史对上至巡抚，下至州府县各官的工作进行监察，并上报中央。而中央掌握一省各级官员的任命和罢免权。嘉靖以后，面对激增的内忧外患，地方三司体制显然无法有效应对，全国开始普遍设置节制地方都、布、按三司的总督和巡抚，地方体制开始向总督巡抚制转变。

——摘编自《明代政治组织制度(地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