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时期，法国便出现了对教堂等纪念性建筑物的修补和保护措施。当法国大革命使整个法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时，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随之产生，许多开明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通过著书立说、舆论演讲等方式进行呼吁。1830年，法国成立了专门研究历史建筑的机构，设立历史建筑总监的职位，并于1887年颁布第一部历史建筑保护法律，确定“历史建筑”为一个法定的概念，开启了社会对文化遗产的关注。至20世纪，《历史纪念物法》《历史街区保护法》《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陆续出台，此外具有历史价值的档案、图书，考古文物等也被纳入保护历史遗产范围。文化遗产保护学院，保护修复学院等教科研一体机构为20世纪法国遗产保护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其影响下，一大批专业人才和研究试验所不断涌现，形成了从调研考察、立项规划，修复及保护、重点宣传的体系。

——摘编自杨倪《论法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材料二   近代以来，对西方博物馆陈列品，保护与展览以及考古学等内容的深入了解与学习，使国人对文物范围及价值有了新认识，促进了对文化价值的重视，进而萌生文化保护意识乃至文物主权意识。康有为将文物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认识到文物是了解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的重要依据，更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产，反对出售甚至贩卖文物。1914年，民国政府颁布了“限制古物出口”的大总统令，针对私售古物之事予以取缔，还令税务处拟定限制古物出口章程。随后，民间文物保护组织、文物保管委员会以及国际交流团队等组织相继成立，推动了近代文物保护工作的蓬勃发展。

——摘编自李建《我国近代文物保护法制化进程研究》

材料一　随着城市的产生，东西方国家都完成了由神权建筑(宗庙)向皇权建筑(皇宫)的转化，但两者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异，在西方城市主要是“并存”，而在古代中国则主要是“融合”。在古代西方城市，传统城市的空间结构特征更多地体现在以宏伟教堂为中心的城市居住空间布局结构。相比之下，在中国，“天子”即“上天之子”，皇宫建筑或官府成为整个城市空间最宏伟的建筑物。

——摘编自黄志宏《城市居住区空间结构模式的演变》

材料二　西欧中世纪，城市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在经济上，城市的经济活动不纳入封建庄园的经济体系，有独立于领地之外的财政管理系统；政治上，城市不隶属于任何封建主，有自己独立的司法权，可推选自己的行政官员；从社会关系上来看，任何人一旦成为市民，就脱离了封建关系，成为不受封建关系约束的自由人。中国的城市一贯发达，但中国的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商人与社会其他成员同流，商人发了财总要投资土地，因为土地被看成是财产与社会地位的最终归宿。同时，历代王朝都有强大的官办商业，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虽也有“商会”“行会”等组织，但“隋唐以来，行会主要是政府控制工商团体的工具”。

——摘编自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

材料一   中国封建城市的常住人口以大地主、官员等拥有大量剩余粮食的群体为主，且政府、官.员、地主垄断了重要商业及部分手工业。明清以后，手工业及商业迅速发展，特别在江南地.区，已开始出现私营的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地区也已经出现，地方性行业性会馆建筑不断增多，票号、典当大量出现，一些专业化的金融城镇与小工业城镇逐渐形成，如平遥为票号业中心城市，景德镇为手工业城市的集中代表。这些新型城镇的城市布局不严整，它们不以官府、庙宇为中心，而围绕不同的经济活动中心形成城区，城市也无深沟高垒的防御城墙。这类城镇的主要居民是商人和手工业工人，《景德镇陶录》记载（清中.期）景德镇“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工匠来自八方，器成天下走，城市人口在10万以上。

——摘编自罗丽《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动力及类型》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沿海一些城市逐渐发展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启了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乡村和其他中小城市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经济不发达和公共服务事业的滞后，导致城市环境恶化和相应的城市病。在西方观念影响下，许多城市市民开始有了权利意识。清廷在各省会城市设立谘议局并颁发了《谘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部分社会阶层得以参与城市政治；《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城市自治机构兴办；1911年，各城市出现公开性政治社团600多个，组织各种活动。另外，一些城市的社会人士开始寻求参与市政管理，创办民间市政组织。例如，上海闸北汇通公司是中国人自己筹办的第一个近代城镇治理机构。

——摘编自马先标《百余年近代中国城市化历史回顾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