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统治者和社会经济（医药、染色、制瓷、调味等行业）对香料等货物的需要日益增加、国际贸易使宋王朝获巨额收入、陆上通道阻塞和造船业技术发展，宋政府一直重视发展海上贸易。宋太祖开宝四年（963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后又先后设置了杭州、明州、泉州等八个市舶司，对商舶货物进行抽解和征税等。当时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数十个，进口货物在400种以上，宋王朝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收入不断增加。宋英宗治平（1064-1067年）时，年收入为63万贯，宋高宗绍兴（1131——1161年）初，年收入增至200万贯，占当时全部收入的1/20。宋代及其以后，海路已经取代陆路而成为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海外贸易的进口货物以香料、药材为大宗，出口货物以瓷器、丝织品为主，这条海上通道可称为“陶瓷之路”。

——摘编自王嘉《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一个曲折向上的发展过程。195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11.3亿美元，197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06亿美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外贸发展速度加快。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经贸关系和经济合作全面发展。201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62万亿美元，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一位，比1978年增长223倍，年均增长14.5%，比1950年增长4091倍，年均增长13.0%。

——摘编自彭波（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历程、成就、贡献与经验》

材料一   唐朝时，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地来到唐朝访问、求学和贸易。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商人也不绝于途。那时和唐朝通使交好的国家，主要的有70多个。唐政府在中央设有鸿胪寺，负责接待各国使节和宾客，在缘边之地设互市监、市舶使掌管对外贸易。长安的太学里有数量众多的外国留学生，很多留学生回国后按照唐朝模式改造本国社会，日本“大化革新”就是由回国留学生策划的。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出玉门关西行，可通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海上交通，从广州出发，过马六甲海峡可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斯里兰卡和印度进而到达波斯湾沿岸各国。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宋代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它与元代并处于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历史曲线的最高段。宋代贸易港的数量、繁荣程度和管理制度都超过前代……北自京东路，南自海南岛，港口以十数，数量有明显增长。这些港口大致可以分为广南、福建、两浙三个相对自成体系的区域，各区域中大小港口并存，形成多层次结构。与这种结构上多层次相适应的是市舶机构从市舶司、市舶务到市舶场的设置。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道的改善，……中国商船开始了向阿拉伯海西岸及更广范围的航行，与红海沿岸及非洲东海岸也开展了直接贸易。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至少在六十个以上。宋代进出口商品种类明显增加，数以百计……商人贩运的规模、朝贡往来的数量、政府的抽买数额都显著增加。宋代一个海商一次贩运常达上十万斤，价值数十万贯。宋代以后，与中国交往最为频繁的国家都是中国的主要海上贸易国，……对外贸易重心已经完全转移到东南海上，西北丝路独占鳌头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

材料三   隆庆元年（1567）部分开放海禁后，海外贸易蓬勃发展。中国精美的丝绸和瓷器等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有着极好的销路，白银便源源不断地往中国内流。到万历年间，白银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手中握有大量白银的徽商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进行大宗的商品长途贩卖。明朝后期，许多富商带着大量资本经营起矿冶业等产业。在这种历史潮流推动下，徽州的士人十之七八“以儒而贾”，甚至“左儒而右贾”，习以为常。

——摘编自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

材料一   广州为中国南方对外贸易之最大城市。秦时已为岭南地区的政经文化中心，梁朝时已有印度、锡兰及南洋各国商人来此贸易，输入宝玩、香料、药品等，中国出口则以丝绸、瓷器为大宗。隋唐时代，亦以酿酒、丝织、陶瓷及炼铁等业最为发达。开元二年，唐王朝设市舶使，扩大与南太平洋及印度洋诸国贸易，其对外贸易量为全国第一。唐宋时期，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可到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清初期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摘编自钱穆《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1845-1850年，广州输出的茶叶由7600万磅下降到5500万磅，经济在总体上大大落后于上海。然而由于商业性农业继续得到发展，蚕桑生产的规模和范围大大增加，国际市场对广东生丝的需求日益增加，成为挽救广州贸易颓势的重要措施。1871年广州生丝的出口已占全国输出总额的四分之一，并仍保持增长趋势。陈启源于1872年在南海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煤丝厂―继昌隆丝厂，成为中国近代机器革命的先声，至1899年，广州机器缫丝业，约计有200家土丝出洋。孙中山创作著名的《实业计划》，充分肯定了广州的经济地位，对后来广州以至全国的经济建设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马建国《晚清广州经济转型的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