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代的国防，从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历经数千年，并随着20多个朝代的盛衰更替和社会制度的演变而不断发展。传统国防理论认为，农业自古是经济命脉，也是国防基础，古代兵家几乎一致主张寓兵于农，兵农结合。著名的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构筑的以长城城墙为主体，与其他工程设施相结合的连续线式工程体系。为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一再掠扰，历史上的统治者还积极推行实边固边的政策，包括在边关要地配置边防军、输粟实边、徙民治边等。

——摘编自宋杰《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

材料二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李鸿章等人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进而意识到加强国防要走发展军事工业的道路。进步思想家王韬在遍游欧洲诸国及日本后，对国防产生了新的认识。他十分重视钢炮巨舰时代新的科学技术对国防的影响，不厌其烦地介绍国人很少知道的黄色火药、气球、撞针步枪和精确的军用地图等。同时强调，两国交兵不仅是手持武器的军队搏斗，也是两国政治制度的较量。哪个国家的政府得到民众支持便会获胜，否则必败。他在《普法战纪》一书中，第一次从国际战略角度分析了普法战争后的欧洲形势。19世纪70年代海防、塞防危机的同时出现也迫使清政府把军事建设的重心由内地转向边海防。

——摘编自刘庆《中国古代国防政策及其在近代的转变》

材料   甲午战后，为偿还对日赔款，清政府与汇丰银行、德华银行签订《英德续借款合同》，借款1600万英镑，利息为4厘5，限45年还清。因关税抵额不足，另规定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代征江苏、湖北、浙江和江西四省七处厘金（清末至民初征收的国内贸易商业税，因其初定税率为1厘即1%）抵偿部分债款。这一举措意味着庞大的厘金税收通过海关纳入户部直接管辖范围，地方财政收入将严重缩减。为弥补厘金抵债省份损失，清廷推出以昭信股票银为主，裁兵节饷、丁漕折钱平余款项为辅的拨补方案。却因拨补款的来源不够稳定，各种牵制因素变动不居，造成拨补虚悬的窘境。抵债省份和承协省份再三呼吁改变拨款无着的困局，但因调整难度大，随后又新增庚子赔款等筹款压力，户部对拨补方案仅作了微调，相关省份只能自行应对困局。清廷固执于“内重外轻”观念，财政调度能力渐趋低下，央地矛盾不断升级，演变成内外失信态势，这是清末财政纾困筹策失败的关键因素。

——摘编自王静雅《清末财政纾困筹策失败探析》

材料一   清儒则近似明代人，生活多半都市化，一得进士，在政治上即成骄子，根柢不能像汉人之淳朴笃厚……清政权不断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清代知识分子校勘、训话、考订，说是实事求是，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而是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换言之，则是脱离了人文中心，仅限在故纸堆中书本上，为学术而学术了。他们不想做相与做师，不在现世活人身上打主意，不关切人群大共体，他们只把兴趣集中在几本遥远陈古的书籍上，他们遂真成为一些书生与学者。他们不注意人人可为圣人的活教训，他们只想教人能读圣人书。而其读圣人书，亦不重在通大义，辨真理，而重在其版本字句，声音训话，事物考证。总之是避免了以人文作中心。近人又说清代学术相似于西方之文艺复兴，此语绝不得清儒之真相。这一风气，到道咸后，清政权将次崩溃时才变。

——摘编自钱穆《中国知识分子》

材料二   近代知识分子不幸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相交织的时代，从传统文化背景走出来的他们带有深深的传统的烙印。勉力经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自觉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忧患意识又促使他们自觉入世，进行人生体验。一代学子从学术理论到个体人格的参与，从治经到探讨治国之术的递变，都反映了他们忧时匡世之心。我们把包世臣、曾国藩和康有为作为近代不同阶段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

——摘编自于淑敏《从人名符号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伟大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知识分子们也找到了方向。大批知识分子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从欧美、日本等异国他乡纷纷回到祖国来。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总共有2500多名海外专家、学者和留学人员回国，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成了科研、教育、国防等事业的骨干力量。知识分子们放弃了在外国的高薪与舒适的生活，他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洗刷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屈辱与失败。

——摘编自李楠等《梦想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