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构成几代国人救亡图存的两条主要线索。然而两者志虽同，却因道不合最终只能分道扬镳、渐行渐远。“问题与主义”之争便是此种意象之呈现。

材料一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胡适1919年7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材料二 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李大钊1919 年 8月《再论问题与主义》

材料一   唐代诗歌取得了极其辉煌的巨大成就。……从中外历史上文化繁荣与哲学思想的关系，也证明了唐代开放性文化对唐诗发展的重要影响。我国历史上有过三次较显著的文学繁荣，这就是战国时代、唐代，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考察这几次文化繁荣的历史背景，不难发现其与哲学思想的解放和活跃关系重大。

——王定璋《试论唐代诗歌繁荣与思想解放》

材料二   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说，所有公民在建立一个政府的过程中，把他们的个人意志融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意接受这共同意志的裁决作为最终的裁决。……从欧洲政治革命的观点看，重要的一点在于卢梭强调了人民的主权。他把统治权只是看作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把人民的合法权力归还给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的革命是正当的。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陈独秀的启蒙运动是一场比孙中山更加彻底的革命，陈独秀是要把欧洲两千多年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应用于中国，彻底改变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处于奴隶地位的旧伦理、旧道德、旧政治、旧思想，建立起人民本来就是主人地位的新伦理、新道德、新政治、新思想。

——余孚《重新启蒙：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反思》

材料四   自1840年以来，各时代思想特征虽十分不同，流派分立，各具理说，个别概念之琐屑，复不可胜计，而最基本之原始动力则是完全一致的。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摘编自陈志强《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宗教观的性质》等

——摘编自朱承《胡适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