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文明唯有再造，方可复兴。文明的再造，是对传统文明扬弃更新的过程，既包含对传统文明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升华，又须摆脱传统文明糟粕成分的禁锢和束缚；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营养，又须汲取外来文化的活力。东西方再造文明，方法都是积极汲取古今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继承了旧文明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一种崭新的文明。

——徐坚《文明的再造与复兴》

材料   文明是民族认同的标志，也是人类进步的标尺。文明嵌含自我与他者的比较和对话，也传递了后人对前人的批判和借鉴。作为“具有独特的历史连续性和文化传统同一性的大国”，当代中国的现代文明建构不仅与轴心时代以来文明发展规律相契合，更是在由传统中华文明与科技——工业文明的碰撞交融、民族复兴与人类解放的相通共达中所生成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的实然性和应然性在于这一民族叙事的新文明不是从头脑中想象出的“抽象逻辑的可能性”，而是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的“历史规律的必然性”。

——摘编自吴海江徐伟轩《新文明的中国形态》

材料   在五四时期，关于中国文明如何复兴问题，知识者主要持三种立场：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力主全盘西化，服膺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文明论；梁启超等人在一战后展开了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希望生成世界新文明；辜鸿铭等传统主义者则决意“归宗儒家”，主张中国文化、文明的世界化。三种文明之间所构成的激烈对抗性，其实是世界范围内围绕现代性所展开的文明冲突的本土表征。实际上，文明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物质文化实践的整体性综合，也体现为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的创造性想象，其目的是无限敞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多元可能。

——摘编自韩琛《“再造文明”与复古革命世界史上的“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