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洪武年间，学校分为国子学和府（州）、县学两种。国子学是中央官学，另设太学、武学、宗学等。国子学的学生分官生和民生，统称监生。监生大多数是官僚地主的子弟，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土司子弟（即云南、四川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上层子弟）和来自日本、暹罗、琉球等地的外国留学生。监生从学校结业后可以直接做官或通过科举做官。洪武时期，有很多监生经过短期的学习，即调往各地“历事”，有的被超握为布政使、按察使等官费……地方官学除府（州）、县学外，还设有市镇乡村民间社学，后又在各地设医学、阴阳学等专科学校，使地方官学教育渐具规模。地方官学所学课程与国子监类似。主修四书五经和（大明律）（御制大语）等。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材料一   社学作为传统中国的官立初等学校，主要设在汉族地区。康熙、雍正、乾隆都强调举办社学，以“化民成俗”“广育群才”，使百姓庶民“驯归礼义”，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移风易俗”。清廷还在边远地区广设“义学”，招生对象从“土司子弟有向化愿学者”，扩展为少数民族“秀良子弟情愿读书”。科举制下，从中央国子监到地方上府、州、县各级官学只有考课而无教学。社学、义学却一直较好地行使着学校的教育职能。政府一再标榜，设置社学、义学的目的，是让庶民子弟，“凡愿就学者，不论乡城，不拘长幼，俱令赴学肄业”。

——摘编自陈剩勇《清代社学与中国古代官办初等教育体制》

材料二   初等教育成为英国国教和新教间激烈交锋的战场。英国议会于1833年第一次为初等教育拨款，由于国教派开设的初等学校占大多数，因此得到的拨款也最多。1833年的工厂法首次规定了关于童工的受教育时间。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引发了更进一步的立法，1876年的法案要求地区必须选举出学校出勤委员会来管理与监督相关事宜。在1876年改革法后，大部分工人获得了选举权，不论是工人阶级自身还是英国政府都更加意识到工人阶级子女接受教育的必要性。1891年法案承认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可以使儿童免费入学。到了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英国几乎已经不存在文盲了。“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可以阅读圣经或是遗嘱”。

——摘编自于湛瑶《历史视角下英国近代初等教育的发展》

材料一   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明太祖认为京师及府、州、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所以诏谕全国，命有司仿古家塾、党痒（学校）之制，更立社学（学堂由乡社自行筹建），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命各处提学官及司、府、州、县官严督社学，不许废弛，其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成化元年（1465年），明宪宗令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其贫乏不愿者勿强。

——摘编自曹大为等主编《中国大通史》

材料二   19世纪末，在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湘报》等报上，有不少提倡教育救国的文章。甚至一些趋新的封建官僚，如张之洞、陈宝箴等人，也在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和兴办新式教育。20世纪初，不仅改良派、立宪派继续鼓吹，而且一些革命派也在积极呼吁。1901年，中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开宗明义地宣称：“无人才不成世界，无教育不得人才。”此类言论，在当时各种报刊上比比皆是，由此而使教育救国思潮得以勃发奔涌。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   邓小平复出主管科教事业后，以宽广的世界眼光注视着新科技革命的进展，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