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鞅在帝道、王道、霸道三种治国策略中选用霸道，但他只是将法治置于极高的位置，并未忽略对礼治的选用。商鞅主张“圣人不法古，不循今”，认为在诸国争霸的乱世，一味沿用前代的礼乐制度和仁善教化的治国方略是不合时宜的，应在借鉴前代的基础上改革古礼古法，以争霸的具体形势制定新的准则。国家整体所应遵循的制度规范和限制的群体是除国君外的所有阶层。商鞅秉承“以刑去刑，国治”的法治思想，保证法令的严格执行力与权威，不会因先前的功与善而减轻刑罚。在“重刑轻赏”的理论构建中，商鞅并未否定“礼”的相关内涵，而是“礼”纳入到“法”的整体概念之中，以便更好地执行法令。商鞅所奠定的国家政治思想及其价值系统逐步内化于儒家学说，成为历代专制国家的内法外儒、霸王道杂之之学，影响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摘编自于广海《两汉治策中的礼法并用研究》

材料二   12—16世纪，西欧大陆各国兴起了一场研究和适用罗马法的运动。10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欧新兴城市开始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即主要基于民事和商事活动产生的社会关系。然而，已逐步沦为习惯法的日耳曼法简陋、注重形式等不适宜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不能承担调整新社会关系的重任。教会法目的在于维护教权统治，也不能满足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百年战争之后法王路易七世率先引用罗马法鼓吹君权至上，臣属皆卑的舆论。他在敕书中宣称“打击破坏公理的强权势力，维护驯服的臣属，使主权得到伸张，是国王的应尽之责”。到中世纪后期，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试图将法律中包含的神学因素剔除以弘扬世俗法，使得罗马法复兴运动在西欧得到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崔明轩《论罗马法复兴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史料一   汉谟拉比继承和发展了苏美尔和阿卡德时代一些城市的成文法或习惯法，以《乌尔纳姆法典》为范例，制定了《汉谟拉比法典》，统一了两河流域的法令。法典的基本思想，是以新兴奴隶主阶级之法治理古巴比伦国家。奴隶不受法律保护，却严格保护奴隶占有制和私有制，保护租佃和高利贷者的利益……用法律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这对各地豪强和氏族贵族的传统保守势力，随意解释法律和滥用司法大权，是一种约束、限制，也是下层人民保护自身有限利益的一种武器。

——摘编自史若冰《汉谟拉比的历史功绩》

史料二   苏美尔文明时期，盛行多神教自由信仰，王权对各种宗教信仰都不加以干涉，巴比伦人主导两河流域地区后，也继承了苏美尔人的宗教宽容传统，并不排斥异族的神。

——摘编自《多彩而开放的古代西亚文明》

史料三   几乎所有的神庙中，都有这样的描绘：国王双手捧着玛阿特女神，连同面包、啤酒等供品，一起敬献神前。这个简单的仪式包含着丰富的含义：玛阿特代表着神赐给人类的物质世界，它在国王管理下维持了初创时的和谐完美，在此时又由国王归还给神。这个给予和归还的过程象征着神与人之间的合作，即神创造世界，而人类以维持神创世界秩序的方式对神表示感激。这种神的创世行为就有了真实的意义，而神与人之间也就有了交流的渠道。通过这种合作，神与人共同维持他们的存在，达到永恒的境界。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1800年8月，拿破仑任命4位著名法学家组成起草委员会，经过4个月的紧张工作，提出了民法草案，参政院先后召开了107次讨论会，其中拿破仑亲自主持了62次。1804年3月21日.《民法典》正式颁布施行。……由此，法国终于有了统一的、反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民法典》。而且，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这部法典在破坏欧洲封建制度和促进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起到了不容低估的示范作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在制定法典时，往往以它为范本。

——摘编自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民法典基本历程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