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人就开始探讨“何为自然”以及“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如“天人合一”“五行说”等都是中国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的回答，中国古代思想家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符合自己立场的自然观。……在西方，古希腊最早开始探索世界的起源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世界的本原初步归纳为“水”“火”等各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并逐渐形成了“天人相分”的自然观。……中国的自然观由“一”而生，将“自然界”和“人”看成一个整体，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的自然观由“二”而生，“自然界”和“人”的关系是一个对立不统一的关系，二者的对立性使得西方更多的追求“人”的主动性，使自然界逐渐沦为了人的奴隶。

——摘编自贾文龙、张卓艳《中西方自然观的历史演进及发展愿景探析》

材料二   西方的科技革命，恰恰是西方自然观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理性地解析着自然，科学地总结着世界的部分规则，并试图创造新的运行体系。这样的革命是极度震撼并且极具扩张性的，正如西方自然观试图精确地探索自然的每一个细微的部分一样，这样的革命必然会试图侵入每一个固有的民族文化中，这是西方认识世界的方式。科技革命更是大大促进了西方对“虚”的割舍和对“实”的肯定，因为科技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无数真实的行动和不断实践的检验之上，西方认为脱离操作实践的理论都是不切实际的。因而，科技革命带来了全球性的影响……中国的传统自然观受到了颠覆式的冲击。

——摘编自李玢《“科技化”时代背景下中西方传统自然观的碰撞》

材料一   希腊化文明研究始于19世纪。学者发现，希腊的人可成神观念与埃及、巴比伦的王权神化一拍即合，形成了新的国王崇拜。巴比伦的占星术、天文观测资料与希腊天文学。数学的结合，使这一时期的天文学成就达到了哥白尼的高度。

材料二   旧结构的调节功能瓦解了，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出现了，这是不是一定会有新结构取代旧结构呢？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根据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新结构的形成必须使各种具有新功能的子系统实行功能耦合，组成新的互相维系的状态……另外，新结构出现后，要能够壮大到占主导地位的程度才能取代旧结构。

——摘编自金观涛《历史的巨镜》

材料三   国内史学界把自1912年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期间这16年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来说，这个时候面临的主要是“沉沦”，但也不乏“沉沦”阴影下的“抗争”，并且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实际上也存在着积极的、向上的“上升”因素。

——摘编自张海鹏、翟金懿《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人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是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封闭意识和自大心理，强化了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过程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认识过于肤浅、仅限于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参与等弊端也比较明显。因此，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包容得失的历史过程，遵循着其内在发展逻辑。实践证明，近代中国文化的最终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孙守敏《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及得失》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刘家义《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