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继承王位以后立即开始了对波斯帝国的征服战争。十年征战，亚历山大不仅将原来波斯帝国的版图据为己有，而且有所扩大。从地中海到印度河，从黑海、里海、咸海到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几乎都被囊括在他的帝国之下。东征之时，亚历山大就抱有一种把“已知人类居住世界”联合为一体，建立大同社会的愿望。他不仅随军带有专家学者，而且还资助他们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亚历山大的所作所为无疑加深了东西方之间彼此的了解，为新的希腊化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杨俊明《古代帝国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传播》

材料二   在公元634年到公元750年，阿拉伯人建立起一个西起比利牛斯山脉，东至中国边境的帝国。阿拉伯的地域扩张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进入了繁荣时期。阿拉伯本来就处于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帝国建立后的经济繁荣又使阿拉伯商人的足迹踏遍了亚、非、欧三洲。商业贸易频繁交往的同时，科学文化的交流也大大加强了。阿拉伯的统治者对异族文化的宽容态度促成了中世纪阿拉伯科学的进步。……在历史上，阿拉伯文化对欧洲科学的发展也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纳忠《阿拉伯通史》，彭树智《阿拉伯国家史》等

材料三   “1219年春，成吉思汗统领大军出发亲征花剌子模，此外，还有金国、西夏新归附的契丹军、汉军、河西军以及大批能工巧匠。”“成吉思汗从不花剌进军撒麻耳干……那些被认为有用的人（如技术工匠）被带往蒙古。”《丝绸古道上的文化》载：“马可·波罗及其他一些欧洲人，都曾作为传教士或者外交使节去过蒙古地区或中国，如果没有蒙古的和平环境，他们的旅行就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这个名字，北京有了天主教的总主教。

——摘编自马婷《蒙古西征与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一   日耳曼人的家乡在欧洲北部，他们不断向西迁徙，公元2世纪开始居住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和北部边境。376年，日耳曼人当中的东哥特人在匈奴人西进的压力下，向东罗马帝国皇帝请求许可他们成为帝国的臣民，并许诺提供赋税和军队。戏剧性的是，他们在两年后打败了不可战胜的罗马军团。几年后，日耳曼人中最著名的西哥特人也开始了大迁徙。6世纪，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建立的王国日渐兴盛。东哥特人所建立的王国则包括多瑙河沿岸的多个行省和意大利。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也由日耳曼人各支所建立。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在496年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589年西哥特国王卡列德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摘编自【英】诺曼·戴维斯《欧洲史》（上卷）等

材料二   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与其他大陆几乎处于隔绝状态的美洲印第安人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在欧洲“发现新大陆”后的100年间,印第安人数量减少了90%-95%，最先被殖民的加勒比海一些岛屿上的印第安人甚至难觅踪影……大约从16世纪开始，殖民者从非洲掳掠黑人,贩卖到美洲作奴隶。在此后的三四百年间……上千万黑人奴隶为殖民者在美洲的种植园和矿山提供劳动力。在此期间，很多欧洲人因为各种原因远涉重洋，来到美洲,使白人数量大大增加。到19世纪70年代，仅加利福尼亚的华工人数就有十几万。加勒比群岛、秘鲁、古巴等地，也有成千上万的华工。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3《文化交流与传播》

材料三   1990年至2005年期间，世界迁移者年均总数增加了3600万，从1.55亿增加到1.91亿,增长率从1990-1995年的1.4%增加到2000-2004年的1.9%。2005年，全世界1.91亿迁移人口中，1.15亿迁往发达国家，7500万迁往发展中国家；大约1/3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迁移，1/3是从发展中国家迁到发达国家。以此可知“南南”迁移者与“南北”迁移者大致一样多。但总体上看，向高收入国家迁移的人数增长大于向低收入国家迁移数的增长。2005年所有迁移者中的75%居住在28个国家，少于1990年的30个国家。1990年所有迁移者中的15%在美国，而2005年这个数字是20%。1990年至2005年，17个国家占了新入人口增长总数的75%。美国增加了1500万人，最多；其次是德国和西班牙，各增加了400万以上。

——王希恩《当代族际人口流迁与民族过程》

主题一   亚历山大远征与希腊化时代

材料一   亚历山大远征军主要由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组成，亚历山大在东方的远征中至少留下了36000名希腊雇佣兵，他们在各处定居下来。他们都是希腊文明的载体。东征中还有很多随军学者，包括工程师、地理学家、测绘师、哲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等，他们沿途搜集了大量东方各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民情风俗方面的资料，他们与当地人交流来往，使东西方文化互相补充。

——摘编自李丽玲《浅析亚历山大统治政策与希腊化文明的形成》

材料二   在印度西北部，希腊的雕刻艺术与印度的佛教精神相结合，奠定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基础。在阿姆河畔，屹立着希腊式的城市。城中的神庙既有宙斯的巨像，也有当地的神祇。……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本都、俾提尼亚和亚美尼亚的当地小君主，也对希腊文化一见倾心。他们接受希腊的崇拜名称，宫廷中使用希腊语言，修建希腊式神庙，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建的城市，都力图与希腊—马其顿人君主国同列。南俄等地的艺术品涉及当时的宗教主题，在库班地区发现的金属饰物上就有盛行于希腊化时期的命运女神的形象。罗马文化这时受到希腊化文化的冲击，古典时期和此时的哲学、戏剧、语言、建筑、雕刻艺术都被罗马人接受或改造利用。……阿拉伯半岛是希腊化世界南路通商要道的必经之地，努比亚与希腊—马其顿人的文化交往是值得肯定的。

——摘编自杨巨平《“希腊化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交流大汇合》

材料三   传统上所谓的“希腊化时代”是指在古希腊史上从公元前四世纪后半叶至公元前一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期，具体而言，一般认为它始于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公元前336—公元前323年），终于公元前30年埃及托勒密王朝的覆灭……亚历山大经过10年的征伐，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但他死后，帝国迅速崩溃，分裂成由其后继者建立起来的诸多王国，它们是马其顿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等。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服，希腊的治权、文明也广泛地普及到这一广阔区域，因而把由亚历山大开创的这些王国统称为“希腊化世界”，把亚历山大开创的这一时代称为“希腊化时代”。（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希腊化”一词为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Droysen在其《希腊主义史》一书中首先使用）其后各国学者纷纷引用，于是相沿成习。但笔者认为这一提法并不符合史实，且不谈马其顿王国，就东方各国而言，“希腊化”这一名词带有极大片面性，它完全抹煞了东方因素的作用。

——樊江宏《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再思考》

主题二   蒙古西征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材料四   蒙古征服之伟绩，在历史上诚足称最者矣……而其传布及扩大人类观念之影响，事虽难言，要之盖可与亚历山大之传布希腊文化相提并论也。亚洲与西欧之间至斯会一度交通，了无阻滞，坦道一时俱辟，各国行人荟萃于和林之庭。……教皇之使臣，来自印度之佛徒，巴黎、意大利及中国之艺士，东罗马及亚美尼亚之商贾，皆与阿拉伯之官吏，波斯、印度之天算家会合于蒙古王庭……蒙古民族虽不足以言创造，然就传播知识及方法而论，其影响于世界者盖已甚巨。

——摘自【英】威尔斯《世界史纲》

材料五   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波斯的君主阿鲁浑派遣兀鲁台解、阿必失呵、火者三人为专使，带着大批的扈从来到中国，请求忽必烈大汗为他选择一名淑女为配偶，大汗答应了这个请求，选择了一位名叫阔阔真的十七岁的姑娘，并派遣已来到帝国多年的马可波罗一家由海路护送他们而去。

据《永乐大典》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台解、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今印度东南岸一带），往阿鲁浑大王位下。”

《马可波罗行纪》的作者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人们一直持怀疑态度。怀疑者认为该书只是据传闻写成，但吴芳思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文中提出：“我倾向于他可能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这并不能否认有关中国和远东的资料来源，他把本来会散失的情况记录了下来，这与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相似，希罗多德并没有去过他所记述的所有地方，可他的著作绝不可以轻率地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