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累财巨万的富豪，“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越礼僭制成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其后霍氏诛灭。汉文帝强调：“上节用则国富，君无欲则民安”。朝廷采取抑商的手段，迫使商人放弃对奢侈品的经营，并引导他们归之于农，以维持生产与消费的平衡。考核各级官员时，把为政清廉作为升迁的重要条件。对于普通百姓的俭朴行为也予以褒奖，立教乡里，劝善纠恶，抑奢崇俭。

——摘编自仝晰纲《简论汉代抑奢思想》

材料二     东汉庄园经济是一种比个体家庭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相对进步的经济形态和经营模式。大地主的田庄不仅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还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在地主田庄中从事劳动的主要是对豪强地主依附性极强的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这些劳动者不仅向豪强地主交纳半数以上的实物地租，还得无偿为地主服劳役。豪强地主大多聚族而居，利用宗法血缘关系，纠集宗族亲戚，建立坞堡以自守。东汉初年以后，土地兼并逐渐激烈，贵族豪门任意侵占自耕农的土地，没有破产的自耕农要向东汉政府交纳田税、算赋和口赋，还要出更赋，负担非常沉重。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明末清初，由于长期的战争，重庆地区人口稀少，满目箫条，经济和社会遭到空前的破坏。广大农民不仅要承担规定缴纳的租赋，还要承担起过正赋数倍的加派、杂税和力役。为了恢复重庆经济，清王朝实行了一系列鼓励移民的措施……乾嘉年间的重庆人绝大多数是移民的后裔。据巴县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八年重庆定远厢共有300户，其中从事工商业的占208户。同时，大规棋移民也导致了重庆地区人口的迅速膨胀……1810年到1850年，重庆城市人口从5万增加列20万人。移民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

——摘编自李东芝《近代重庆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1876—1949)》

材料二重庆商业中心形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时期，因而就不能不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征。重庆商业中心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以1891年强迫重庆开埠为标志，“商埠且因外人的强迫而开放，商人的地位便完全被动”。商业投机是指利用或操纵市场，通过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等手段而牟取暴力的商业活动。投机商人预测某种商品价格或黄金、外汇、有价证券将要上涨或下跌，以少量押金大量买进或卖出，或买进，从差价中牟取暴利。在重庆开埠后的很长时间里，商会和同业公会管市政府放任自流。

——摘编自周勇《重庆通史》

材料三1983年2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在改革试点中，重庆实行计划单列，并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扩大了重庆管理经济社会的自主权，突出了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各项政策的的落实，重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可以直接向中央申请立项，自身的财力也得以增强。在此基础上，重庆市提倡按经济规律办事，引入市场机制，增强了企业和社会经济活力，这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约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和实践发展逻辑是一致的。

——摘编自袁仁景《改革开放——重庆发展的灵大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