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53年小刀会攻陷上海县城，大批华人涌入租界，打破了“华洋分居”的禁例，形成“华洋杂居”格局。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沪各国侨民总数已达1.5万余人。1942年达到8.6万余人。他们大多数从事工商业等经济活动。1852年上海总人口为54万余人，到1936年增长到380余万。这380余万人中至少有255万人属于由外地迁入带来的机械增长。

——摘编自艾萍《近代上海城市化特征初探》

材料二   天津开埠后，其租界面积相当于旧城区的8倍。此前中国的城市发展通常因政治和军事展开，中心地区多是以官府衙门、庙宇和祭坛为中心，天津的空间布局明显呈现出了商业化的特点。1891年到达天津的轮船为672艘，吨位为507464吨，是1861年轮船数的6倍、吨位的19倍。天津“车驴轿马，彻夜不休。电线似蛛网，路灯列若繁星。制甚得法，清雅可观，亦俨如一小沪渎焉”。19世纪末，天津的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天津衙门根本无力控制住局面。

——摘编自刘清越等《天津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近代转型》

材料一   北朝时期的地理景观是村落遍布各地，朝廷触角直接深入到村落内部。北朝很早就建立了户口管理制度，自太和中叶以后，“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负责掌握户口、交纳赋役等工作。同时，村落中依然存在“乡里”编制。朝廷也利用乡里的名称灌输儒家思想，推行教化。由于统治者沿用先秦以来的传统，自都城到郡县均设刑场于“市”，村民时常会遇到处决犯人的场面，从中可以直接感受到朝廷官府的赫赫威力，有心人也能从中察觉到政治的细微变化。

——摘编自《中国古代村落与城镇的演变》

材料二   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已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列强的侵略使中国丧失主权。近代中国先后开辟的70多个通商口岸既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基地和桥头堡，又是输入近代文明的主要阵地和前哨。西方一些先进工业文明的涌入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近代城市的崛起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城市的结构与功能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近代城市的崛起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因商而兴，由工而盛”。

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赵津、李菁著《论中国近代城市的崛起》、《百年党史》

材料一   明清城市是皇权统治下的城市，皇帝意志以及行政权力的观念对城市结构有着举足轻重的 影响，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是郡县治所和军事要塞。财政收支由政权把持，经济活动受到政权的主导和官 僚阶层盘剥。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使城市功能突破原有的分区，改变城市的阶级构成。晚明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专门的工商业城镇，这对城市社会结构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控制，中国 古代的城市在向近代城市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以及对工商业缺少立法方面的保护，使得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缓慢，城市更多的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

材料二   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部分城市开埠通商，新兴工业在这些城市逐渐兴起，大量外国工业 品以及粮食等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城市人口的生活资料不再完全仰赖于本国农业部门供应，自给自足自然 经济对城市发展所形成的制约力有所减弱。同时，沿海沿江开埠通商城市也开始了早期工业化进程，由此 形成了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因而沿海地区城市人口比重开始逐渐上升。但是从全国来看，城市化 发展速度仍然非常缓慢，1893年中国城市化平均水平仅为7.1%。

——摘编自何一民《清代的人口变化与城市化特征探析》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在城市居 住和生活。城市日益发挥着社会和经济发展龙头的作用，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思考成为各级政府政治 智慧的重要体现。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明确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 展小城市”的指导方针，它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指导战略。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建设 实践中，各大城市新区、开发区等开始纷纷涌现，建设规模都非常大。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国家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二十大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点放在 解决“人”的城镇化，聚焦于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摘编自孙婷《中国近40年城市化发展主导战略与实践反思》

材料四   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既不起源于伯爵的城堡，也不起源于大教区管辖的中心。从地理位置 上讲，它们建立在商业贸易的交结点上，出现在封建关系最薄弱、封建统治鞭长莫及或权力真空的地带。 所以在这些城市中……无法阻碍资本主义结构的潜组织因素的结合。在西欧封建社会远未衰落之际，就 形成了城市自治，城市自治政府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城市有自行管主不能直接征收。

——摘编自金观涛《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