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政治充分发展，但当时的戏剧也对其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例如，在悲剧《奥瑞斯特斯·复仇神》中，女神雅典娜警醒人们切勿挑起公民之间的对立.导致城邦一再陷入内斗。在《请愿妇女》中，外邦传令官谴责雅典民众在公民大会议事时鲁莽成性，经常在情绪驱使之下投票决议发动战争。在喜剧《马蜂》中，雅典陪审员被比喻为成群结队的马蜂，他们往往被“煽动家”蛊惑，不问案情原委便要判人重刑甚至死刑。

——摘编自王焕生等编译《古希腊悲喜剧全集》

材料二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辉煌的文学形式是戏剧。它原先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在早期其情节很短，演员是业余的。至16世纪下半叶，戏剧迅速发展，演出场地也从教堂搬到剧场，并出现了职业演员。此后，剧场成为伦敦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的剧院吸引着国内外的观众，历史剧和爱情剧取代圣经故事，成为主要题材。在当时戏剧首先属于商业行为，是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其次才是一种艺术形式，剧作家的初衷只是取悦于观众。

——摘编自钱乘旦《英国通史》

材料一   古典时代的雅典拥有一个作为市场的中心广场，公民的社会及政治生活多在这里进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市场必然是这样一个地方，上面的广场我们可以用来消磨闲暇的时光，市场则可供我们交换各种生活必需用品。”此外，宗教圣地、露天剧场、体育场馆等公共生活空间，也成为城邦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舞台，生动地展现了城邦公共生活的画面。这些公共场所是向所有公民开放的，为数众多的公民经常聚集于此，以参加城邦的各种公共活动，这提高了公民的参与意识。

——摘编自邵令《古希腊公民的公共闲暇活动》

材料二   中世纪商业的兴起，是城市能够在封建庄园制度的环境中复苏的关键，使得商人的力量日益壮大起来，正是他们领导斗争，城市才从封建领主那里争取到了自治权。古典城市文明的传统主要体现在中世纪城市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之中，在意大利的城市中反映的最为明显，由选举产生的市政长官被称为“执政官”，这个称号本来是罗马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名称。11世纪后期起，意大利城市普遍开始设置执政官，它不仅是一个官职，而且还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我统治的象征。

——摘编自黄洋《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材料三   17～18世纪，随着西欧各国的宫廷失去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城市承担起传承经济文化的功能。剧院、音乐厅、咖啡馆等共同组成了城市的公共空间。戏剧不再是王公权贵的专属，而成为市民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大众剧院摆脱了宫廷戏剧的演出套路，上演了众多关注市民生活和讽刺政治的优秀剧作。这种由封闭到开放的趋势同样影响着西欧音乐的发展。在巴黎的公共音乐厅，交响音乐会和大型歌剧频繁上演，满足了民主时代人们的愿望。自1662年伦敦首家咖啡馆开业后，咖啡馆成为市民读报、交谈和讨论时政的自由公共空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公共场所的话题不再聚焦于文艺的评头论足，逐渐转向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与追求。这引起了当时统治阶层的恐慌，不少公共场所因此而被指责为“鼓励政治分歧和反拨思想的场所”。

——摘编自许正林、李倩《近代西欧报刊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关系探析》

材料一   中国的社区发展可以说源于历代民间的结社活动，包括社仓、义田、乡约、会馆、团练等。近代以来，民国时期基于对中国传统社会落后的反思及西方思想引进的影响，知识分子主导了有组织的社区发展实践，得到当局者的支持。1985年开始，民政部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1999年，为向全国社区建设提供典型经验，民政部制定《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确定了11个城区为首批“社区建设实验区”。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组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颁布，社区建设从民政部主导的以社区服务工作为主要内容，上升到基层政权建设的高度。2010年开始实施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表明了我国对强化群众自治的肯定，物业管理企业的介入大大推进了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摘编自李东泉《中国社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近代日本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包括医疗、教育、艺术、体育、看护等在内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有效地延伸了政府职能，并与政府机构、民间企业和居民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动态协作关系，既为社区居民提供了需求利益表达和参与的渠道，也有助于居民社区意识和社区精神的形成。“公民馆”是日本社会教育的显著标志，成为社区开展文化活动的实体性机构，也成为社区实现文化建设的中心。“公民馆”发展了社区文化事业，增强了社区居民的文化归属，有利于社区整合与社区治理。日本多层级圈的地域福利体制的主体是社区居民，满足了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并使得社会服务与居民之间形成网络，强调通过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形成社区互助，并且有相应的法律保护。日本以此构建的“福利性社区”能精确把握居民的生活需求并迅速做出应对，也能调动起居民为社区服的积极性及能量。

——摘编自李升、石长慧《构建“自立型地域社会”：近代日本的基层社会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