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财政税收制度的演变

——据韩玲慧《英国财政税收制度的演变：从1597年至今》整理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财政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许多预算外支出数额庞大,“量出制入”成为政府的财政原则。除田赋仍是主要来源外，盐课、关税等传统税项的地位逐渐为厘金、海关税等新增税项取代。各种新税（海关除外）的征收和支配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各省手里。晚清国家财政有三个主要支出方向：军费、洋款、皇室消费，用于如实业、行政、司法等建设的财政资源少之又少。1865—1894年30年间，洋务企业支出总额仅占国家财政的2.9%。清政府一味强调“量出制入”，完全忽视财政收入水平和民众承受赋税的能力，结果自掘坟墓，亡于辛亥。

——摘编自邓小章《近代中国国家转型为什么不能成功——以晚清财政为分析视角》

材料一   宋代建立了国家和商人共利分利的双赢机制，如马端临所说“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这个基本机制使得商品经济领域中的财富增长可以转化为国家财政。宋代被纳入专卖管理的商品种类更多，且在管理上逐步向间接专卖制度转变，确立了在这些大宗商品的专卖领域中官商的共利和分利机制。相对于直接专卖，这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实现了国家和商人利益的共赢。同时工商业成为为国生财的重要领域，工商课税逐步赶上并超过两税收入，而且工商业收入主要以现钱、轻资为主，政府掌握的专卖商品又是市场的大宗商品，因而工商业收入不仅在比重上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而且在财政调度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给宋代财政运行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财政史》

材料二   “厘金”和海关税收的扩大是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的，由此增多的税收收入对延长清政府统治的寿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状态不属于中央政府对财政基础的再建，也不是财政基础确立的保证条件，具有土地税的附加税性质的各种课征的膨胀，实质上是增大了地方巡抚所掌握的财源。由于过去的法定诸税种的比重的降低，要实现中央政府财政政策意志的难度增大了。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外省的财政报告之类不再上报户部。因此，从1864年起，户部只能通过每年给各省的督抚及海关指派一定定额的京饷来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另外，对于各省间的协饷，户部也以同样的方法来加以分配。但是，这种分配并不是按照实际的收支状况来进行的，因而地方上会寻找各种理由来敷衍上面下达的派款指令或减额上缴。

——摘编自【日】岩井茂树著；付勇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

材料—   16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财政税收制度的演变

——整理自韩玲慧《英国财政税收制度的演变：从1597年至今》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财政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许多预算外支出数额庞大，“量出 制入”成为政府的财政原则。除田赋仍是主要来源外，盐课、关税等传统税项的地位逐渐为厘金、海关 税等新增税项取代。各种新税（海关除外）的征收和支配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各省手里。晚清国家财 政有三个主要支出方向：军费、洋款、皇室消费，用于如实业、行政、司法等建设的财政资源少之又少 1865—1894年30年间，洋务企业支出总额仅占国家财政的2.9%。清政府一味强调“量出制入”，完全忽视财政收入水平和民众承受赋税的能力，结果自掘坟墓，亡于辛亥。

——摘编自邓小章《近代中国国家转型为什么不能成功——以晚清财政为分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