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洪武年间，国都尚未迁到北京，在粮长制度下，国家不再派官吏收粮，而是通过乡村德高望重的“粮长”率领乡民，将四方漕粮沿着长江运输到南京。永乐年间，明成祖迁都北京，因路途遥远、困难险阻重重，明成祖遂于永乐十三年推行支运法：各地农民先将漕粮运至运河沿岸由官方指定的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再由运军（专门负责运粮的军队）分程接运至通州和北京二仓。支运法包括支粮和运粮两个独立环节，淮安等四大仓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漕粮先上仓后支领。时人谓之：“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支。”正常年份，浙江嘉兴、湖州、杭州与（南）直隶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地漕粮民运到淮安仓交收，运军用3000只漕船支领淮安仓粮运到济宁仓，再用2000只漕船支领济宁仓粮运到通州仓。

——摘编自张程娟《明代中后期漕运派兑改革与卫所分帮机制》

——何一民《中国传统工商业城市在近代衰落以苏州、杭州、扬州为例》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摘编自J·科特金《全球城市史》

材料一   先秦三代所建造城邑不但是建筑行为，也是政治的行为，不同城邑在规模上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等级的宗法性政治权力，《吴越春秋》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同时中央政权还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加以制约。如周代重农，以为本业，商业受到严格管控。但当某一行政中心城市建立或撤销，城市人口集聚或消散又会推动城市工商业乃至区域经济的繁荣或衰退。

——据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行政中心城市体系序列中首都是最为重要的城市。其庞大决定了需要更多的农产品补给。西周的洛邑和秦汉的关中平原是当时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带，汉代以后受经济变动和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矛盾的影响，但政治重心一直在北方。经隋炀、元两朝的开辟和修整，京杭大运河全面贯通，南北物资大规模运输因而通畅。极大地缓解了隋唐以来首都物资的供应紧张情况，而且亦对中国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在行政中心城市体系之外，出现了以扬州、临清、天津等为代表的大运河城市。

——据鲍成志《区域经济变迁与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演化》

材料三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失去了天下粮仓的地位。这种供求关系变化直接推动了全国的跨区域长途贸易。与大运河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方漕运有明显不同，沿江、沿海新出现的以商业为主的经济型城市更多地服务于民间商品流通。清代康熙朝以后，以海路运输为主的国内区域间的贸易出现大的发展，沿海流通枢纽城市也随之大量兴盛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古代行政中心城市体系的内陆性特征。

——据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