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英、德、美三国福利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社会规约功能对比

——摘编自陈兆旺《通过福利国家实现的社会规约与国家治理——基于英、德、美三国实践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新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大体上经历三个阶段：1949—1956年是传统福利制度的创建阶段；1957—1983年是传统福利制度的发展阶段；1984年至今是传统福利制度向新型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阶段。新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与改革历程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密切关联。随着向市场经济转轨，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对职工福利、民政福利的改革和社区服务的发展，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范围得到拓展，逐步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社会福利的社会化特征日渐凸现，传统福利制度经历制度重塑并向现代化福利制度模式转变，即一个以国家、集体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骨干，以社会力量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新的增长点，以社区福利服务为依托，以居家供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福利体系正在形成。

——摘编自宋士云《新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社区重新进入政府的决策视野，积极的公民权利和社会融合成为公共政策的主旋律。“政府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积极推进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政府对社区服务的投入急剧下降。”“政府逐渐从服务供给的垄断者身份转变为服务购买的最大雇主，形成了以社区为依托的社区照顾政策。”发达国家的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得以扩大，在美国发展出一些以发展经济为重点的“社区发展公司”……在英国，一些社区志愿者组织相继出现，陆续进入社区治理领域。

——摘编自吴晓琳、郝丽娜《“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发生很大变化。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扩大了居委会职能，居委会可根据需要自行设立各种工作委员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及大量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区式管理”成为城市管理新的模式。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颁布，标志着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方向。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之外，社区还出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会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组织。通过居民会议议事协商和民主听证等形式，社区各类主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

——摘编自朱汉国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史》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社会保障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

材料一   宋朝建于五代十国变乱之后，加上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征战不断，难民较多，需要以社会福利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同时宋朝奉行以文立国的国策，将儒家仁政思想贯彻于一些政策诏令中，重视通过福利救济进行风俗教化。因而，官方慈善事业比较发达。与前代相比，宋朝的救济对象扩大到了社会各个阶层，政府按照财富的多寡来划分社会阶层，对其中的贫民和穷民进行重点救济。从救济项目上看，宋朝在救灾备荒的常平仓和义仓的基础上创立了专门的济贫仓种——广惠仓。宋朝还创立了多种济贫机构，其职能分工比较明确。有专门济贫的养济院，有以收治病人和养老为主的居养院，有慈幼的慈幼局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摘编自赖风林《宋朝政府性社会福利救济》

材料二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成功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脱贫，演绎了充分发挥中央权威理性化优势，带动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的治理贫困的模式。中国扶贫模式的探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发展进程相一致：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扶贫减贫成效，之后经历了“大水漫灌”的普遍救济式扶贫到区别对待的区域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最终确立了发展式扶贫。中国的扶贫模式是一种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不是西方为赢得选举而安抚选民的功利手段；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西方“托底式”的功利性社会救济。中国的贫困治理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配方面的政治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方案。

——摘编自谢岳《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