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际法诞生之初，基督教文化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伦理基础。在与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亚非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标榜“进步”与“自由”的文明标准开始进入国际法。按这一标准，西方国家是优越“文明”的代表，其他地区是“半文明”、“野蛮”的状态。主权原则是这一标准的核心要素，主权只适用于文明国家之间，“文明标准”成为判断国家是否为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或者合格成员的国际规范。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迎合西方“文明”标准，打造自己的“文明”形象，清代中国则被贴上“野蛮”和“妨碍进步”的标签；日本与西方国家一道掌握了评判是非的话语权，中国由此丧失了对日战争的正义性……尽管国际社会并不存在统一的文明概念，文明、半开化、野蛮这些说法却被世界人民所公认，一个由西方“文明国家”主导的不平等国际体系建构起来。

——摘编自韩逸畴《从欧洲中心主义到全球文明》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立，各类国际组织数量激增，争取独立的民族、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国际法调整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上至太空、下达海底，大到全球气候，小至衣食住行，都成为国际法调整的范围。裁军、防止核武器及生化武器扩散、国际人权、国际环境、海洋、外层空间等国际法性质的公约或宣言纷纷问世。《联合国宪章》等确定的不使用武力、民族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得到普遍接受。1954年，中国提出和倡导的“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被公认为是对国际法原则的有益补充。进入21世纪之后，普世价值、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等国际法理念日益受到重视，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互鉴”等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和广泛认可。现代国际法越来越多地体现各国的共同利益和共通价值，日益成为维护人类普遍价值和利益的法律秩序。

——摘编自盛红生《战后国际法体系演变与中国角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