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时期基础帐薄在乡编造，正本留乡，副本呈县，郡、州无法直接掌握帐薄的情况。乡吏操控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权利，中央监督、审核有关国计民生的各种数据，造假严重，魏晋时期，纸张取代简牍成为主要的书写载体，基础帐薄转而由国家控制力更强的县廷负责制作，一式多份，由县上报郡、州直至中央政府。中央据此可以更深入的掌握实际情况，发现地方弄虚作假，也可以利用同一时期的相关簿籍或前后不同的时期同类薄籍进行查核。

——摘编自张荣强《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材料二   以文书为基础的行政，与文书的形态、材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略微夸张一点说，中国古代集权国家就是确立于简牍这样的书写材料之上的。书写材料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行政体系， 一旦书写材料发生变化，行政制度就会受到影响，从逻辑上讲，它甚至最终影响到国家政治的变化。在简牍的基础上展开的汉帝国的行政，与纸张时代的唐代的政治之间，必然是有区别的。

—— 【日】富谷至《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战国时期登记户口的木牍户版仅放在乡一级。秦时期，材质较为轻便的简册户籍取代了木牍户版，乡制作的户籍副本呈报至县。县上计于郡的类目重在“计多少”，各户家庭成员、钱谷出入、刑案细节等详细内容并不在上报之列，郡及中央收藏的只是户口统计数字。东晋初年，“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328年，晋成帝令造纸本户籍。史载，该“并皆详实，朱笔隐注，纸连悉缝……此籍精详，实宜保惜”。造好的户籍上报郡、州，直至中央户部，以备随时查勘核实。

——摘编自张荣强《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与户籍制度的演变》等

材料二   1911年，晚清政府在参考东西良规基础上制定了《户籍法》单行法规。法规区分了关于个人出生、死亡、婚姻等信息的人籍与以家庭为单位的户籍，清除了传统户籍中资产登记项目，户籍开始成为传递人口信息、个人私权保障的工具，而不再纯粹是国家管制人口的工具。规定了民众有呈报户籍之义务，及对户籍吏处置不当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清末户籍立法将传统的保甲户籍改造为具有近代意义的警察制户籍，对后世户籍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姚秀兰《中国近代户籍变革探析》

材料一   秦朝采用户籍制度。在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并不是所有民户都允许单独立户，允许立户的要求：第一、必须不是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第二、立籍的对象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或是官府授田的对象。秦时除有一般的民户户籍外，还有其他不同类别的特殊户籍。民户户籍有两种：“故秦人”和外来人。除此，还有官吏的“宦籍”，官吏子弟的“弟子籍”，有爵者的爵籍，属于王族的“宗室籍”，属于贾人的“市籍”及其他贱口的户籍等。凡列入“弟子籍”者，既有被任用为官的权利，又有某种免役的特权。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汉代，《户律》“单独成章，成为封建国家根本法的重要篇章之一”。特殊户籍在秦的基础上，增加了“侯籍”、“博士弟子籍”等。平民户籍第一次被称为“编户齐民”。户籍登记一般为姓名、籍贯、爵级、住址、年龄等，户籍迁移也有一定的程序。还制定了“舍匿（首匿）”法，打击范围从逃亡者扩大到藏匿者。中央仍以上计检查地方的户口等。

——摘编自林浩《中国户籍制度变迁：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

材料三   秦时期，材质较为轻便的简册户籍取代了户版，乡制作的户籍副本呈报至县，以适应国家强化统治的需要。魏晋之际，户籍开始以纸质代替简册，户籍上移至县廷制作，造好的户籍需要上报郡、州，直至中央户部，户部进行查勘核实。这一系列户籍制度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统治集团因应技术进步，强化中央集权所做的不懈努力。秦汉时期，乡级机构编造并掌握了包括户籍在内的一系列基础账簿，因此就具有了征发赋役、管控民众的基本行政职能。魏晋之际，纸简更替后，这些基础帐簿的编造权逐渐收归到县，帝国的基层统治重心亦随之由乡司上移县廷，中国古代基层统治方式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由此架构了此后1500多年的基本格局。

——摘编自张荣强《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与户籍制度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