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博学的商族后裔孔子，坚信“周因于殷礼”，却因商代“文献不足征”，周代“郁郁乎文”、而“从周”。历代儒者言必称三代，但面对《史记》《尚书》中保存的不到五千字的商代历史记录，语焉不详。

从19世纪末开始，学者认识到一些药用“龙骨”上的刻划是商代文字遗存，称这些刻在龟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为“契文”、“殷契”、“卜辞”，从而引发了搜求与研究热潮。王国维利用零散的甲片，考订商代先公先王，认定《史记》关于商王世系的记载基本准确，并大体揭示出殷商的制度变迁。20世纪20年代，“甲骨文”成了定称。随着1928年开始的殷墟遗址科学发掘，出土了15万片以上的甲骨，编辑出版了《甲骨文合集》。经过数代学者的努力，从甲骨文五千多个单字中释读出一千余个。学者们发现，甲骨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总结的汉字造字六法，在甲骨文中已体现得相当充分；诸如“王大令众人曰协田”等句子表现的语法结构，与后世古文几无不同。“甲骨学”已聚集起众多学者，对甲骨文丰富内容的研究，使我们对于殷商的了解远比孔子更为清晰。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天文和历法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天文学家和君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官方政府机构不可或缺的人员。至公元1851年，历代政权颁行了100余部历法，《夏小正》是中国最古老的历书，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包含了许多关于气候、星象及物侯方面的叙述，按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排列。古代的历法，现在名为“农历”或“阴历”，仍决定人们欢度“春节”以及“中秋”、“端午”等节日的具体日期。

天象观测有助于制定更为准确的历法。古代史书中有着连续的有关日食、月食与星象变化的记录，并从政治角度解释这些现象。史书明确记录了公元前186年吕后当政时发生了一次日食，但现代天文学研究表明，所记日食绝不可能发生。日食记录居然因政治上的原因而有所增减：统治者残暴，记载的日食现象就多；统治者开明，日食便很少发生。

——摘编自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

材料三   孔庙、孔林、孔府位于中国山东省曲阜市，合称“三孔”。孔庙是奉祀孔子的庙宇，现拥有各种建筑460余间；孔林又称“至圣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共计有孔氏子孙墓十余万座，林内保存有自汉代以来的墓碑和谒陵题记石刘等共5000余通；孔府又称“衍圣公府”，有各类楼房厅堂共400余间。府内藏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传世文物、历代服饰和用具等。

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大力推崇使得孔庙、孔林、孔府具有独特的艺术和历史特色。它不仅是名闻天下、内涵丰富的文化类遗产，同时还拥有大量有价值的自然遗产。“三孔”的建筑布局、规划和装饰等方面反映出儒家思想的精髓，其内生长的17000余株古树名木是研究古代物侯、气候和生态问题的宝贵素材。

——摘编自《世界遗产名录》等

材料四   郑板桥，清代杰出的艺术家、文学家，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他从小生长在农村，历经康、雍、乾三代。郑板桥提倡“文必切于日用”“笔墨之外有主张”，反对“皆拾于古人之唾余”。他说：“千古好文章，只是即景即情，得事得理，固不必引起断律。”郑板桥一生最爱画兰、竹、石，其画构图简单、主题鲜明，诗、书、画、印完美结合。他尤喜画竹，曾在一幅画上题诗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的诗画极富生活气息，深受时人喜爱。他晚年靠卖画为生，曾题诗云：“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摘自《中国通史》

材料一   考古学是使用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国古代就产生了与考古学相关的古代器物学和金石学，但其主要作用是补证经史，并非系统的历史研究。近代以来，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伴随地质学传入中国。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发现仰韶文化遗存，并企图以此证明中华文明西来说。与此同时，史学界出现疑古学派，许多古史记载遭到质疑甚至被推翻，旧的古史系统被严重动摇，传统治史方法的束缚也逐渐松弛。许多学者意识到，如欲重建可信的古史系统，不能仅靠传统的文献资料，他们开始寻找相关实物来考证史料。在此背景下，罗振玉、王国维借用西方科学方法进一步发展了金石学。王国维提出实物资料可与文献资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从而为近代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钟江华《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的学术背景》

材料二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者已经有独立进行考古的能力。1929年，学者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头骨；1933年，中国考古学者又在此地发现山顶洞人遗址；1930年，发现龙山文化遗址。这些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具有重要意义。1928~1937年，李济、梁思永等人主持了河南安阳的殷墟考古，先后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商代文物，不仅为商朝的存在提供了确凿无疑的证据，也为商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沈颂金《傅斯年与中国考古学》

材料一 考古工作者在江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湖南玉蟾岩遗址发现了水稻遗存，距今约1.2万年；在浙江上山遗址发现了炭化稻米，距今1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南贾湖遗址证实，中国早在距今9000年时已有礼制活动。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出现礼器并形成相应礼制。中国象形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早。河南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符，提供了8000年前早期先民开始探索文字的线索。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不断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丝织品，这表明中国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已开始育蚕制丝。

——摘编自袁广阔《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材料二   大约距今5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就接受了起源于西亚地区古文明的制作铜器、栽培小麦、饲养黄牛和绵羊等新的技术。与此同时，起源于史前时期中国的稻、粟、黍的栽培也向西亚和其他地区传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在接受了西亚地区传来的冶金术后，对其加以消化吸收，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明了泥范铸造铜铃乃至青铜容器的技术。到了夏、商朝，青铜容器制作工艺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青铜文明。

——据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材料三   2004年以来多家单位合作对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出土了罕见的金、银、铜、铁、玻璃、豪华二轮马车等殉葬器物，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揭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研究西戎文化、秦戎关系、古代北方民族史、中国科技史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历程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据杨维军《探索文明起源需要多方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