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江南地区是明清时期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唐宋以来，这里一直是最重要的产粮区。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经济又有新的发展。松江一带“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太仓等地“务本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分之七八”；嘉兴地区“物产宜稻”却“每不能自给，待食于转愉者十之三四”。与此同时，苏州、松江两府，明末市镇有59个，乾隆时达到210个，增长率为256%.棉纺织业市镇、丝润业市镇是其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专业市镇。在苏州和杭州，还出现了机户利用积双的资金钩买织机，雇佣几名至几十名机工进行生产的手工工场。

——摘编自齐涛主编《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因条约而陆续开放的商埠积久渐多，其趋向由沿海入长江，由下游而上游并逐步进入内陆腹地。这些埠口，在中国封闭的社会体系上戳开了大大小小的窟窿。外国资本主义的东西因之而源源不断地泻入、渗开。这是一种既富于贪婪的侵略性，又充满进取精神和生命力的东西。它们在旧社会的肌体里沉淀、发芽、生根、膨胀。于是两千年来的清一色变成了斑斑驳驳的杂色。通过这些窟窿，中国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城乡社会的演交由此缓缓发生。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   近代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发轫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农业革命，实现了农村土地所有制和经营方式的转变，失地农民自由地流向了城市。同时，农业革命中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新的耕作技术的推广，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减少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为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提供了前提条件。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减少了近代企业选址的地域限制，为工厂企业在有限空间的集中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而工厂企业的集中，意味着劳动人口和社会总人口的城市化过程。此外，近代工业企业在生产、销售、运输、资金、劳动力及其管理上的社会联系不断扩大，资本主义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要求工厂企业集中于某一特定的空间，从而推动了城市化的实现。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财富增加与国民收入的提高，直接推动了欧洲人口总数的迅速增长，进而推动了欧洲大量从事制造业和商业活动的城市形成。可见，近代欧洲城市化是经济增长和科技变革的产物。

——摘编自郝宏桂《城市化与近代西方的社会变迁》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体系，将近代中国开埠通商城市从清政府的专制机制中强行分离开来，出现了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这些城市的发展在依附于殖民者需要的同时，将西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果直接输入中国，使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启动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并产生了早期现代化的承担者。与欧美等国的城市化相比，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程度滞后，原因在于中西方城市现代化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动力：中国社会内部未能自发地产生发展现代化的动力；中国城市化与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洋务运动造成城市与农村严重脱节；等等。

——摘编自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特点与外力的影响》

材料一 晚明时期，由于生丝、绸缎、棉布等商品的出口持续增长，这种“外向型”经济，极大地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刺激了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它的载体就是多种类的商品集散中心——市镇。诚然，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与商品市场的繁荣，有它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从宋代以来一直在稳定而持续地起作用，到了明代中叶达到一个新高峰。由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全面介入中国的对外贸易，把原先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商品成产，转化为同时兼顾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材料二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国工业布局不得不进行大方位的调整。国民政府在抗战紧急状态下，为保存抗战力量，支撑危局，动员沿海及沿江的工厂大批内迁。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重心，以长江为中轴，由东部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转移。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沿江地区大约有超过1000万人先后迁移到西南和西北区域。在这些地区，拥有全部内迁工厂的1/3，共200余家工矿企业，包括兵工、冶金、机械、纺织、炼油、烟草等行业，它们集中了我国战时内迁工业的精华，成为战时生产军需和民用物资的主要基地。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文官、参军、主计等处人员在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定都重庆，不仅带动了军政、文教、工矿企业大量迁渝，也使得重庆城市人口迅速增加，重庆成为了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摘编自张忠伟《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部对重庆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三 中国城市化水平变化表

——资料选编自胡顺廷等《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