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代中国主要在做两件事；一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近代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二是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这两件事中，原应以第一件事为根本，为要务。但在近代中国，这两件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第二件事称为第一件事的前提条件。不解决好第二件事，第一件事就无从做好。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争取国家的独立平等称为历史发展主线，国家独立比争取社会发展更为优先。

——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性质和当时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决定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用心规划的土地制度只能是一纸空文。真正成为太平天国实际赋税政策的是“照旧交粮纳税”。这一政策以土地所有者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它不仅保护自耕农的利益，而且也保护地主的土地权和收租权。这种保护，体现了对赋税来源的关注，当然不是有爱于地主。……但在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前，他们不可能单凭自己的力量找到一条取代封建制度的出路。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路径或者方向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可能循着某种路径发展，历史条件改变了，发展的路径也可能改变，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转折。洋务新政的兴起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次重要转折。它虽然没有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但却为此后改良派，革命派成长提供了基础。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   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一   清末十年的改革不能说毫无成就，改革官制、修订律例、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设谘议局、资政院等，确有诸多进展。然而，在改革的速度和方向上，清政府和社会期待逐渐显现出巨大的落差。社会所期望的改革，是要限制君权，扩大民权，建立起现代的君主立宪体制。而清政府的目标则相反，它期望通过改革，将过去模糊的无所不包的君权明确化、法制化。清政府并不想通过改革来放权，而是要通过改革将专制君权披上现代的外衣。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清末新政是由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发起和领导的，其涉及的领域与此前相比，不可谓不广泛。比如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奖励出国留学、兴建铁路、扩建新式军队等。然而，《辛丑条约》的签订已经深深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其在新政推行过程中受到《辛丑条约》的影响，面临诸多限制。比如，当时的清廷想要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巡警所”（“派出所”的雏形）。由于背负着《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清政府就算把全部国库收入加起来都不够这一项改革的开支，更不用提兴办其他工业、交通等现代化建设了，加之民众当时的承受能力也空前低下，清廷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改革计划，却只能“量入为出”。更为关键的是，羸弱的政府失去了民众信任，本身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被广泛质疑，清王朝陷入“两难境地”，直至最后崩溃也未能从中脱离。

——摘编自新民周刊《萧功秦专访：保守的文化，迟误的改革，帝国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