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材料一   与宋元时期政府在疾病救助上相对积极的政策相比，人口更多、瘟疫更为频繁的明清时期变得日渐消极了。瘟疫的救疗在技术上要比饥寒的赈济复杂得多，在当时的社会医疗条件下，官方实际上难以全面担负起复杂的疫病防治责任。在古代中国，匿灾不报、粉饰太平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在清代江南，平均每年有2.44县次发生瘟疫，但如此频繁的疫情在《清实录》中却鲜有反映。疫情无法“上达天听”，必然妨碍国家采取可能的防疫举措，也不利于更好的敦促地方官府和民间社会开展有效的救治活动。比如在1820年前后的全国性霍乱大流行中，由于国家和社会都无法对疫情提供可信的解释，“人人恐惧，讹言四起”，这种气氛迅速扩散，从而给社会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灾难。

——摘编自余新忠《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组织和大力投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立了覆盖城市、农村的医疗预防保健三级网，使全体人民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成为可能。我国实行计划免疫制度，使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降低，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乙肝等重大疾病得到了控制，职业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摘编自牟海林《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公平取向及其实现》等

（传统医学）有些治疗是有利的，有些治疗则毫无意义。像民间习俗一样，医学理论也是粗糙的经验主义，而且极端武断。在中国，则同时有几个名医共享神圣的地位。临床诊断每每套用既有理论术语，牵强附会地加以解释，治疗方法也因而歧义互见。在欧洲，以医学院和医疗机构为中心的专业机构，可能决定了对新疾病的更为系统性的反应。随着18世纪的到来，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而且直到1850年之后，医学技术与医疗机构才开始对人类存活和人口增长产生大规模的影响。

——根据【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