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英宗治平元年，面对科考录取名额南北不均的情况，欧阳修和司马光甚至展开了一场辩论。欧阳修认为，“国家取士，唯才是择”，坚持科举面前人人平等，而司马光则提出了“逐路取人”的对策，“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请贡院逐路取人。”

——摘编自《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志一》等

材料二 杨士奇曰：“科举当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士奇曰“长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仁宗曰：“然则将何如?”士奇曰：“试例缄其姓名，请 其外出‘南’‘北’二字，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入毂矣。”仁宗曰：“然，往年北士无入格者，故怠惰成风。今如是，则北方学者亦感奋兴起。”

——摘自《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八

材料一   宋中叶以后，文化重心转向南方，并且科举考试偏重诗赋，这对有诗赋学习习惯的南方士子有利，因此进士录取南多北少的格局固定下来。北方籍士大夫司马光提出“逐路取人”，即将省试的录取名额划分到“路”中，各路按照“十人取一人，少于五则不取”的规则进行录取。他指出不应再以浮华务虚的诗赋作为考试内容，而应该以策论成绩选拔人才，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博采众科、经世致用观念的影响。欧阳修认为科举制度“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唯才是择”，体现出其严格、宁缺毋滥的人才观念。欧阳修是正宗的南方人士，他毫不留情地批驳了司马光通过考试制度笼络西北士子的主张，是对“天下至公”理念的违背。科举改革的争论，寄寓着一代文臣对清明政治的憧憬、对天下至公的追求。

——贾树硕《从司马光与欧阳修的科举论争看北宋科举制度改革》

材料二   元朝的科举考试将考生划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类别，无论是考试还是录取，均按照完全相等的固定名额在各民族中进行分配。明洪武三十年会试，时任主考官的刘三吾等人录取的均为南方士人，引起了当时北方士人的不满。朱元璋命人重新阅卷，复查结果是刘三吾茅人并未舞弊。北方士人不服，又有人举报张信等人故意将北方试卷中的劣等试卷呈送皇帝，朱元璋震怒，将张信等人处死。朱元璋亲自策问考生，又录取了六十一人，皆为北方士人，时人称之为“南北榜”事件。刘三吾是明朝著名儒士，为人慷慨并不设城府，他参与科举舞弊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且南方士人文化水平普遍高于北方也属事实。宣宗即位后，正式实行南北分卷制度，后又演变为南北中卷，并确立了录取比例。清康熙帝取消各省进士的固定名额限制，正式确立了“分省取中”的取士制度，反映了科举公平改革的趋势。

——石海龙《“南北地域之争”；理解科举制度的另一视角》

材料一 司马光说：“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请贡院逐路取人。”

——摘编自《贡院乞逐路取人状》

欧阳修说：“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不问东西南北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殊不知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而取之。”

——摘编自《欧阳修集》

材料二 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奏：……学秀才的，经学、词赋是两等。经学的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勾当，词赋的是吟诗课赋作文字的勾当。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人都习学的浮华了。……俺如今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等都不用，止存留诏诰章表，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这般取人呵，国家后头得人才去也。

——摘编自《通制条格·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