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是谓小康。”

张载认为：“虽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君王），犹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谨于礼，唯谨于礼，则所以致大道之行。……六君子所以急于礼者，欲至乎大同也。……礼本于天，天无形，固有无体之礼。”

材料二   20世纪初，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讲，“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若去民私业，此事甚易，自去人之家始也，……但使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则全世界之人类皆无家矣！……皆归之于公，即可至大同之世也”。同一时期，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表文章认为，“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将“大同”社会视作一个逝去的理想型社会。《礼记·礼运》如此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材料二   近代“大同”思想代表

材料一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

材料二   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因身处异域而对国家这一问题的思考就显得极为急迫。他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清算了传统的“国家”观念，区别了“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的“国家”与“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的“国民”这两个概念。梁启超综论世界各国政体类型，认定君主立宪为“最良”：“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君主专制政体当然不可取，民主立宪政体因为“竞争太烈”，梁启超也不认同，于是他选择了改良型的君主立宪政体。在阐述国家观念的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与“国家”相关联的另一个词——民族。1901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在追溯中国民族历史演变时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这一概念。

——摘编自欧阳哲生《近代国家观念之兴起——以孙中山国家观为中心探讨》

材料三   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从走上反清革命道路起，他的国家认同就是建立新的美国式的共和制国家。通过革命打造中央政府，揽天下英雄于联邦共和国之政府，这是孙中山选择共和的理由。孙中山在解释“恢复中华”和“建立民国”两项时，表达了新的国家观念——民族的国家以及国民的国家。很多革命党人抱着一民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投身革命，对“民权”不求甚解。孙中山着重对“民权”作出了解释：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如果不进行政治革命，即使将来民族革命成功，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也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能忍受的。民国初建，孙中山对革命时期具有“排满”性质的民族主义做了调整，提出“五族共和”。孙中山国家观的基石是民族国家、主权在民、五权分立。他的国家观对中国的国家制度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型，对民国的国家建构起了主导作用。

——摘编自欧阳哲生《近代国家观念之兴起——以孙中山国家观为中心探讨》